摘要： 潔白的粉墻、黝黑的屋瓦、飛挑的檐角、鱗次櫛比的獸脊斗拱以及高低錯落、層層昂起的馬頭墻，綿亙著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歷史長卷，穿行其間，思緒隨著青石板巷步移景異，遙遠的歷史記憶漸漸復蘇……

關鍵詞： 古建筑

   作為極具個性特征的文化現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環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們服賈四方，或成巨富榮歸故里，將域外更高層次的文化引入境內，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構筑起一幢幢精巧別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時期，“入歙、休之境而遙望高墻白屋”就成為徽州村落的獨特景觀。
    與“五岳朝天”并稱的“四水歸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風及與外界溝通。外墻很少開窗，因此老房子總給人一種幽暗凄迷的感覺。

    我真正領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遞村。這是一個被現代社會遺忘的舊夢。現代的陽光還沒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嘩這之外，它抱殘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們呈現了一種樸素的民間生活。西遞村在黟縣，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
    從遠處望去，西遞村是一片線條簡潔的黑瓦鋪成的屋頂和高大的白墻，黑白相間，錯落有致。邁入老屋你會發現，這些老屋內部繁復精致與外部的簡潔純粹形成鮮明的對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磚雕、石雕在這里體現的淋漓盡致。

徽派建筑的形成

    徽派建筑的形成過程，受到了徽州獨特的歷史地理環境和人文觀念的影響。
    這里原來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為適應山區生活的“干欄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規模遷入，不僅改變了徽州的人口數量和結構，也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與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體現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樓上廳”形式，樓上廳室特別軒敞，是人們日常活動休憩之處。這是因為山區潮濕，為了防止瘴癘之氣，而保留了越人“干欄式”建筑的格局。同時，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狹，構建樓房也成為最佳選擇，但多依山就勢，局促一方，為解決通風光照問題，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變成為適應險惡的山區環境，既封閉又通暢的徽州“天井”。而山區木結構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災，為了避免火勢的蔓延，便又產生了馬頭墻。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來移民與原住民文化交融的產物。
明朝中葉以后，徽商崛起，雄據中國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將大量資本返回家鄉，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建筑的投入。他們修祠堂，建宅第，造園林，豎牌坊，架橋梁，蓋路亭，給徽州鄉村面貌帶來了巨大變化。由于“賈而好儒”的特點，具有很高文化素質的徽商們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對住宅布局、結構、內部裝飾、廳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漸形成風格獨特的建筑體系，使徽派建筑不僅具有實用性，還蘊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徽派建筑的特色

    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體現在村落民居、祠堂廟宇、牌坊和園林等建筑實體中。其風格最為鮮明的是大量遺存的傳統民居村落，從選址、設計、造型、結構、布局到裝飾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風水意愿和地域美飾傾向。
    徽州村落的選址大多嚴格遵循中國傳統風水規則進行，山水環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環境和山水意境，被譽為“中國畫里的鄉村”。受傳統風水“水為財源”觀念的影響，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視村落的“水口”，建構了一些獨具特色的水口園林。徽式宅第結體多為多進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為三合院式)，體現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點。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講求風水價值。布局以中軸線對稱分列，面闊三間，中為廳堂，兩側為廂房，廳堂前方稱天井，采光通風。院落相套，造就出縱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間。民居外觀整體性和美感很強，高墻封閉，馬頭翹角，墻線錯落有致，黑瓦白墻，色澤典雅大方。裝飾方面，清磚門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與建筑物融為一體，使房屋精美如詩，堪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規模宏大，富麗堂皇。而散綴各地的各式牌坊，則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傳統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著其融古雅、簡潔、富麗于一體的獨特藝術風格。

徽派建筑工藝特征

    徽派古建筑以磚、木、石為原料，以木構架為主。梁架多用料碩大，且注重裝飾。其橫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間俗稱為“冬瓜梁”，兩端雕出扁圓形(明代)或圓形(清代)花紋，中段常雕有多種圖案，通體顯得恢宏、華麗、壯美。立柱用料也頗粗大，上部稍細。明代立柱通常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為丁頭拱)、斜撐等大多雕刻花紋、線腳。梁架構件的巧妙組合和裝修使工藝技術與藝術手法相交融，達到了珠聯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顯得格外古樸典雅。墻角、天井、欄桿、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紅砂石或花崗巖裁割成石條、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紋理組合成圖紋。墻體基本使用小青磚砌至馬頭墻。
    徽派建筑還廣泛采用磚、木、石雕，表現出高超的裝飾藝術水平。磚雕大多鑲嵌在門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塊的青磚上雕刻著生動逼真的人物、蟲魚、花鳥及八寶、博古和幾何圖案，極富裝飾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裝飾中占主要地位，表現在月梁頭上的線刻紋樣，平盤斗上的蓮花墩，屏門隔扇、窗扇和窗下掛板、樓層拱桿欄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頭等。內容廣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鳥獸及八寶、博古。題材眾多，有傳統戲曲、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和漁、樵、耕、讀、宴飲、品茗、出行、樂舞等生活場景。手法多樣，有線刻、淺浮雕、高浮雕透雕、圓雕和鏤空雕等。其表現內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異。這些木雕均不飾油漆，而是通過高品質的木材色澤和自然紋理，使雕刻的細部更顯生動。石雕主要表現在祠堂、寺廟、牌坊、塔、橋及民居的庭院、門額、欄桿、水池、花臺、漏窗、照壁、柱礎、抱鼓石、石獅等上面。內容多為象征吉祥的龍風、仙鶴、猛虎、雄獅、大象、麒麟、祥云、八寶、博古和山水風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圓雕等手法，質樸高雅，渾厚瀟灑。

徽州古建“三絕”

    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號稱“古建三絕”。
    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類型，建筑方面有嚴格的區分，不能隨心所欲。一般都富麗堂皇，氣勢恢宏。
    牌坊以石制為主，仿木結構，有四柱沖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種式樣，造型雅致。根據功用可分為旌表坊和題名坊兩類。旌表坊必須經朝廷頒旨才能興建，只有官績顯赫、孝行義舉突出的人以及貞女烈婦，才有資格享受。題名坊一般建在府邸、書院、祠堂、墓門道前，作為莊重、權威的標志。
    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稱為“三間屋”，有明三間、暗三間、回廊三間之別。

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

    傳統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間式，一般為三開間、內天井，民間俗稱為“一顆印”。平面布局對稱，中間廳堂，兩側廂房，樓梯在廳堂前后或在左右兩側。入口處形成一內天井，作采光通風用。在此基礎上建筑縱橫發展、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廳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說是兩組三間式相向組合而成，可分為大四合與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廳與后廳相向，中間是大天井。前廳是三間式，但地坪較高，為正廳堂；后廳亦為三間式，但進深可略淺，地坪面較前廳低。前后二廳以廂房相連，活動隔扇，樓梯間有設于廂房的，也有設在前廳背后的。內部木板分隔，外墻均為磚墻出山馬頭墻。天井則根據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廳背后再設廂房、小天井。這種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樓層。小四合式前廳三間與大四合式同，后廳則為平房，也更小，進深淺，一般中間明堂不能構成后廳，而作為通道，兩個房間供居住，天井也較小，樓梯均在前廳背后。
    大廳式住宅的大廳，主要是用于迎接貴賓、辦理婚喪大禮和開展祭祀活動等，也作為日常起居場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體部分。大廳多為明廳，三間敞開，兩根圓柱顯示著大廳的氣派。也有用活動隔扇封閉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廳設二廊，面對天井。大廳式住宅可從正中入口設屏門，平常從屏門兩側出入，遇有禮節性活動則由屏門中門出入。也有在側面開邊門出入，天井下方則設客房。還有由正門出入，門兩側設二廂房者。
    穿堂式又名回廳，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廳背后，與大廳相連，為由大廳進入內室的過渡建筑。大部分為木地板，小三間與大廳背向，入口則由大廳正面隔屏的兩側門進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兩個小房間，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這種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間式小，有天井采光。
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習俗。有的大戶人家宅屋成片相連，一百多個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幾種基本格局的拼接組合而已。

    徽州是復雜的――它亦動亦靜、亦俗亦雅。行商坐賈囊中銀兩的碰擊聲，交織著鄉儒學究的吟哦；精工細作的木雕窗欞，映襯出自然的山水如畫。徽州留給后人的有形與無形的文化遺產，實為一巨大寶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啟示、經驗、鑒戒，值得我們去發掘、提煉、思考、總結。

    任何生物形式，都是在與自然界抗爭與共生的過程中，獲得自己的生存權。在我國境內人類活動伊始，也就是在原始社會初期生產力發展水平極度低下的狀況下，人類對于生存空間的要求，也只是能夠遮風避雨，抵御猛獸侵襲。在那時，建筑僅僅是物質生活手段。隨著生產力的緩慢提高及氏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與發展，建筑開始成為社會思想觀念的一種表現方式和物化形態。這樣的變化，促進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由此開始，歷經六、七千年的發展，形成了燦爛的中國建筑歷史與豐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內蒙古大青山

　在原始社會，建筑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在漫長的歲月里，我們的祖先從艱難地建造穴居和巢居開始，逐步掌握了營建地面房屋的技術，創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滿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動的要求。

　我國境內已知的最早人類住所是天然巖洞。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居住的巖洞在北京、遼寧、貴州、廣東、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現，可見，這種大自然所天然賜予的洞穴是當時用作住所的一種較普遍的方式。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　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因此推測，巢居是地勢低洼氣候潮濕而多蟲蛇的地區采用過的一種原始居住方式。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會公共建筑遺址被發現，如浙江余杭縣瑤山和匯觀山土筑祭壇，內蒙古大青山和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石砌方圓祭壇，遼西建平縣境內的神廟等。這些發現，使人們對五千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們為了表示對神的敬之心，開始創造出一種超常的建筑形式，從而出現了沿軸展開的多重空間組合和建筑裝飾藝術，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飛躍。從此建筑不僅具有了它的物質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義，促進了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

穴居――尋找遮雨避寒的住所

　　《易　系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大自然造化之功奇偉壯麗，雕鑿出無數晶瑩璀璨、奇異深幽的洞穴，展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也為人類在長期生存期間提供了最原始的家。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狀況下，天然洞穴顯然首先成為最宜居住的“家”。從早期人類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穴居遺址開始，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巖洞在遼寧、貴州、廣州、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展，可見穴居是當時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滿足了原始人對生存的最低要求。

　進入氏族社會以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開始出現。但是在環境適宜的地區，穴居依然是當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過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漸多樣，更加適合人類的活動。例如在黃河流域有廣闊而豐厚的黃土層，土質均勻，含有石灰質，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點，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會晚期，豎穴上覆蓋草頂的穴居成為這一區域氏族部落廣泛采用的一種居住方式。同時，在黃土溝壁上開挖橫穴而成的窯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肅、寧夏等地廣泛出現，其平面多為圓形，和一般豎穴式穴居并無差別。山西還發現了“低坑式”窯洞遺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橫向挖出窯洞，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種窯洞。隨著原始人營建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技術提高，穴居從豎穴逐步發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穴居方式雖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作為一定時期內，特定地理環境下的產物，對我們祖先的生存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鮮明的地方特色也構成了這樣獨特的人文景觀。至今在黃土高原依然有人在使用這類生土建筑，這也說明了它對環境的極端適應 。

巢居――架構遠離暑潮的樂園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 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與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濕熱多雨的氣候特點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孕育出云貴、百越等南方民族“構木為巢”的居住模式。此時原始人尚未對這種“木構”建造有明確的意識，只不過是隨鉆木取火，劈砸石器等無意識條件反射而誕生的一種社會行為，嚴格地講，這算不得建筑。《禮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繒巢”，可見“巢者與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開。 　

　巢居在適應南方氣候環境特點上有顯而易見的優勢：遠離濕地，遠離蟲蛇野獸侵襲，有利于通風散熱，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說“巢居”是我們祖先在適應環境上的又一創造。也正是原始社會的“巢居”、“穴居”在長期歷史環境的變遷中，受社會、自然、文化等多種條件的制約與影響，才一段段將華夏建筑成一部璀璨的史詩。

真正建筑誕生

　　人類的發展有如文化的接力，農耕社會的到來，引導人們走出洞穴，走出叢林。人們可以用勞動創造生活，來把握自己的命運，同時也開始了人工營造屋室的新階段，并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義上的“建筑”誕生了。在母系氏族社會晚期的新石器時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發掘中均有居住遺址的發現。北方仰韶文化遺址多半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進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幾個房間的房屋。其總體布局有序, 頗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會的聚落特色。南方較潮濕地區，“巢居”已演進為初期的干闌式建筑。如長江下游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了許多干闌建筑構件，甚至有較為精細的卯、啟口等。龍山文化的住房遺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跡，出現了雙室相聯的套間式半穴居，平面成“呂“字型。套間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在建筑技術方面，開始廣泛地在室內地面上涂抹光潔堅硬的白灰面層，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潔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龍山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白灰墻面上刻畫的圖案，這是我國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裝飾。 　

　總之，當原始人真正走出洞穴，走出叢林，開始用自己的勞動創造生活時，也就開始了有目的的人工建造屋室的活動。人們可以按照自己及社會關系的需要建構自己的建筑與村落，同時，在滿足了物質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發成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真正意義的建筑誕生了。

華夏建筑文化之源―河母渡的干闌木構

　提到建筑文化之源，不能不說一下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建筑特征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影響支配下形成的。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地質、地貌、氣候、水文條件變化很大，各民族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各不相同，因而形成許多各具特色的建筑風格。古代社會的發展遲緩和交通閉塞，又使這些特色得以長期保留下來。典型如：南方氣候炎熱而潮濕的山區有架空的竹、木建筑一干闌；北方游牧民族有便于遷徙的輕木骨架覆以毛氈的氈包式居室；新疆維吾爾族居住的干旱少雨地區有土墻平頂或土墻拱頂的房屋，清真寺則用彎頂。黃河中上游利用黃土斷崖挖出橫穴作居室，稱之為窯洞；東北與西南大森林中有利用原木壘成墻體的“井干”式建筑。以上這些建筑均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形象特質，但是它們只是一定歷史時期一定地域條件、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態，不具有普遍性，沒有代表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而建筑既然有其多樣性，同時也必有某種主流類型的存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木構架承重建筑，這種建筑廣泛分布于各民族地區，是中國使用面最廣、數量最多的一種建筑類型，具有普遍意義。它的產生、發展、變化貫穿整個古代建筑的發展過程，也是我國古代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

　既然木構架建筑是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們可以大膽將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闌木構譽為華夏建筑文化之源。它距今約六、七千年，是我國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術構筑木結構房屋的一個實例。已發掘部分是長約23米、進深約8米的木構架建筑遺址，推測是一座長條形的、體量相當大的干闌式建筑。木構件遺物有柱、梁、枋、板等，許多構件上都帶有榫卯，有的構件還有多處榫卯。可以說，河姆渡的干闌木構已初具木構架建筑的雛形，體現了木構建筑之初的技術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代表意義。

氏族公社生活復原――半坡村的桃源故事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呂氏春秋?恃君覽》）。這便是古人對原始母系社會初期情況的描述。 　

　在這一階段中，由于原始農業的興起，人人開始沿江河湖沼經營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緣關系，以氏族為單位，組織聚居形成一個“聚”，集合著若干近親氏族組成的一個部落。換言之，當時部落是包括從一個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近親所構成的一個緊密團結的血緣集團。黃河流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遺跡分布于北方的廣大區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遺址位于西安城東六公里，呈南北略長，東西較窄的不規則圓形。整個聚落實由三個不同的分區所組成，即居住區、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居住用房和大部分經濟性房屋，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構成整個布局的重心，一居住區。圍繞居住區有一條深、寬各為5―6米的壕溝，以之為聚落的防護設施。溝外為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 　

　居住區內居住建筑有平面圓形和方形兩種。就建筑風格及構造方式而言，又可分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筑式。

　　半坡遺址是一個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區是以氏族集結的小區為基礎，“大房子”作為中心來組織的，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領及一些老幼都住在這兒，部落的會議、宗教活動等也在此舉行。“大房子”與所處的廣場，便成了整個居住區規劃結構的核心。再結合對墓葬區、陶窯區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無論其總體，還是分區，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這種章法正是原始社會人們按照當時社會生產與社會意識的要求經營聚落生活的規劃概念的反映。其建筑形式也體現著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發展過程。

#p#副標題#e#

古建筑的發展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夏、商、周及春秋時期，是建筑發展的一次飛躍，燦爛的青銅文化為木構技術及板筑技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尤其在公元前11世紀西周經濟更為繁榮，人口日密，戰爭較多。實行了分封制度后，筑城和宮室的制度日趨完善。《周禮?冬宮?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陜西的考古發掘中發現，西周已有型制完整的四合院型的居室，當時有標準化的居住制度和等級秩序，中原建筑型制已發展得較為成熟，初期生產性的園囿逐漸發展成為具有觀賞性的園林。 　　自公元前476年戰國時期至南北朝末期約一千余年，木構架體系已基本形成，直欞窗、人字拱等已廣泛使用，建筑型制上出現了廡殿、懸山、折線式歇山、攢尖、囤頂等五種基本形式。這期間秦漢的大一統為不同地域建筑交流提供了條件，魏晉南北朝同西域的頻繁交往以及佛教傳入又對建筑產生了重大影響。此時園林建筑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敦煌、云崗、龍門、天龍山、響堂山、西霞山等佛寺實質上成了全民性的大園林及游樂區；同時，對宅第綠化也很注意，漢代王莽時曾下令“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市”。

青銅發明――商代建筑技術顯著提高

　公元前16世紀建立的商朝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大發展時期，商朝的統治以河南中部黃河兩岸為中心，東至大海，西抵陜西，南抵湖北、安徽，北達河北、山西、遼寧。在商朝，我國開始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已發現的記載當時史實的商朝甲古卜辭已有10余萬片。大量的商朝青銅禮器、生活用具、兵器和生產工具，反映了青銅工藝已達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手工業專業化分工已很明顯。手工業的發展、生產工具的進步以及大量奴隸勞動的集中，使建筑技術水平有了明顯提高。1983年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以東五六公里處的尸溝鄉發現了一座早商城址，由宮城、內城、外城組成。宮城位于內城南北軸線上，外城則是后來擴建的。宮城中已發掘的宮殿遺址上下疊壓三層，都是庭院式建筑，其中主殿長達90米，是迄今所知最宏大的早商單體建筑遺址。

    商朝后期遷都于殷，它不僅是商王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也是當時的經濟中心。遺址范圍約30平方公里，中部緊靠洹水，曲折處為宮殿，西面南面有制骨、冶銅作坊區，北面東面有墓葬區。居民則散布在西南、東南及洹水以東地段。宮殿區東面、北面臨洹水，西、南兩面有壕溝作防御。遺址本體分為北、中、南三區。北區為王室居住區，中區為商王朝庭、宗廟部分，南區為祭祀場所。中、南二區房基下均有殉葬奴隸，反映了奴隸主的殘暴。而宮室周圍的奴隸住房，則仍是長方形與圓形的穴居。

合院鼻祖――陜西歧山鳳雛村西周遺址

　　公元前1046年周滅商，以周公營洛邑為代表，建立了一系列奴隸主實行政治、軍事統治的城市。根據宗法分封制度，奴隸主內部規定了嚴格的等級。但隨著奴隸制的急劇崩潰，這種建城制度也跟著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戰國時期大量新興城市。

　　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遺址當屬陜西歧山鳳雛村的早周遺址。它是一座相當嚴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進院落組成。中軸線上依次為影壁、大門、前堂、后室。前堂與后堂之間有廊聯結。門、堂、室的兩側為通長的廂房，將庭院圍成封閉空間。院落四周有檐廊環繞。房屋基址下設有排水陶管和卵石疊筑的暗溝，以排除院內雨水。屋頂采用瓦（瓦的發明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這組建筑的規模并不大，卻是我國以知最早、最嚴整的四合院實例。更令人稱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間組合的本質與后世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筑并無不同。這一方面證明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說明了當時封建主義萌芽已經產生，建筑組合的變化體現著當時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變化。

高臺美榭――春秋宮室極奢盡華

　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由于鐵器和耕牛的使用，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很大提高。貴族們的私田大量出現，隨之手工業和商業也相應發展，相傳著名木匠公輸般（魯班），就是在春秋時期涌現的匠師。春秋時期，建筑上的重要發展是瓦的普遍使用、磚的應用和作為諸侯宮室用的高臺建筑（或稱臺榭）的出現。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出于政治、軍事統治和生活享樂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臺宮室，（一般是在城內夯筑高數米至十多米的土臺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馬晉故都新田遺址中的土臺，面積為75米*75米，高7米多，高臺上的木構架建筑已不存在。隨著諸侯日益追求宮室華麗，建筑裝飾與色彩也更為發展，如《論語》描述的“山節藻 ”（斗上畫山，梁上短柱畫藻文），《左傳》記載魯莊公丹楹（紅柱）刻鐲、刻櫞，就是明證。 　

　近年對春秋時期秦國都城雍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進展。雍城平面呈不規則方形，每邊約長3200米，宮殿與宗廟位于城中偏西。其中一座宗廟遺址是由門、堂組成的四合院，中庭地面下有許多密集排列的犧牲坑，是祭祀性建筑的識別標幟。

#p#副標題#e#

斧鋸錐鑿――戰國鐵器風流漸現


齊都臨淄遺址

　戰國時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地主階級在許多諸侯國內相繼奪取政權，宣告了奴隸時代的結束。戰國時，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那時手工業發展，城市繁榮，規模日益擴大，出現了一個城市建設高潮，如齊的臨淄、趙的邯鄲，魏的大梁，都是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又是諸侯統治的據點。據記載，當時臨淄居民達到七萬戶，街道上車軸相擊，人肩相摩，熱鬧非凡（《史記 蘇秦傳》）。根據考古發掘得知，戰國時齊都臨淄城南北長約5公里，東西寬約4公里，大城內散布著冶鐵、鑄鐵、制骨等作坊以及縱橫的街道。大城西南有小城，其中夯土臺高達14米，周圍也有作坊多處。 　

　農業和手工業進步的同時，建筑技術也有了巨大發展，特別是鐵制工具――斧、鋸、錐、鑿等的應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質量和結構技術大為提高。筒瓦和板瓦在宮殿建筑上廣泛應用，并有在瓦上涂上朱色的做法。裝修用的磚也出現了。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下所筑墓室中，用長1米，寬約三、四十厘米的大塊空心磚作墓壁與墓底，墓頂仍用木料作蓋。可見當時制磚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秦陵漢墓――磚石遺址至今猶存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前221年），大力改革政治、經濟、文化，統一法令，統一貨幣與度量衡，統一文字，修馳道通達全國，并筑長城以御匈奴。這些措施對鞏固國家政權起了一定作用。而由于國家統一，便可以集全國之人力物力與六國成就，在咸陽修筑都城、宮殿、陵墓。歷史上著名的阿房宮、驪山陵、至今遺跡猶存。 　

　阿房宮遺址和驪山陵目前尚未發掘，但其遺直規模之大，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近年來秦始皇陵墓東側發現了大規模的兵馬俑隊列埋坑，而阿房宮則留下了巨大的夯土臺。 　

　整個漢代（前206―公元220年）處于封建社會上升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使建筑產生顯著進步，形成我國古代建筑史上又一個繁榮期。它的突出表現是木架建筑漸趨成熟，磚石建筑和拱券結構有了很大發展。而磚石建筑利于保存的特點，使許多遺址存在至今。 　

　戰國時創造的大塊空心磚，出現在河南一帶的西漢墓中。在洛陽等地還發現用條磚與楔形磚砌拱作墓室，甚至以企口磚加強拱的整體性。我國的石建筑主要是在兩漢――尤其是東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貴族官僚們除了用磚拱做規模巨大的墓室外，還在巖石上開巖墓，或利用石材砌筑梁板式墓或拱券式墓。其中山東沂南石墓，系梁、柱和板構成，后面有精美雕刻，是我國古代石墓中有代表性的一例。至于地面的石建筑，主要也是貴族、官僚的墓闕、墓祠、墓表及石獸、石碑的遺物。

塔窟苑囿――魏晉南北朝建筑崇尚佛教

　　從東漢末年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政治不穩定、戰爭破壞嚴重、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的一個階段。在這300多年間，社會生產的發展比較緩慢，在建筑上也不及兩漢期間有那樣多生動的創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傳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發展，高層佛塔出現了，并帶來了印度、中亞一帶的雕刻、繪畫藝術，不僅使我國的石窟、佛像、壁畫等有了巨大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建筑藝術，使漢代比較質樸的建筑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圓淳。 　

　這個時期最突出的建筑類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東漢初就已傳入中國，至南北朝時統治階級予以大力提倡，興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和石窟。梁武帝時，建康佛寺達500所，僧尼10萬多人。十六國時期，后趙石勒大崇佛教，興立寺塔。北魏統治者更是不遺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今大同）時，就大興佛寺，開鑿云崗石窟。遷都洛陽后，又在洛陽伊闕開鑿龍門石窟。　

　中國的佛教由印度經西域傳入內地，初期佛寺布局與印度相仿，而后佛寺進一步中國化，不僅把中國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園林也成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為埋藏舍利，供佛徒繞塔禮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質。傳到中國后，將其縮小成塔剎，和中國東漢已有的各層木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木塔。除木塔外，還發現有石塔和磚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傳入佛教后，開鑿石窟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最早是在新疆，其次是甘肅敦煌莫高窟，創于公元366年。以后各地石窟相繼出現，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等。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護。石窟中所保存下來的歷代雕刻與繪畫是我國寶貴的古代藝術珍品，其壁畫、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現的建筑形象，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時期建筑的重要資料。

古代建筑體系

　　自公元589年隋統一南北朝至明初約600年時間，建筑在形制藝術上更趨成熟，在施工技術和組織管理上也益加嚴密完善。 　

　唐代的繁盛使各族文化融合而予以統一，居住制度更為完備。 　

　北宋有了我國第一部有關建筑設計及技術經驗總結的完整巨著《營造法式》，主要記錄官家大式、大木等做法、系統反映出官式建筑的發展水平。禮制有了更加嚴格的規定：“私居執政親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仍不得四鋪飛檐，庶人舍屋許五架，門一間兩廈而已“（《宋史輿服志》）” 　

　總之，隋、唐至宋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我國古代建筑的成熟時期。無論在城市建設、木架建筑、磚石建筑、建筑裝飾、設計和施工技術方面都有巨大發展。

隋：統一后的城市建設

隋唐洛陽城平面想象圖

　隋朝（581~618）統一中國，結束了長期戰亂和南北分裂的局面，為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但由于隋煬帝的驕奢淫逸、窮兵黷武，隋朝很快就滅亡了。建筑上主要是興建都城――大興城和東都洛陽城，以及大規模的宮殿和苑囿，并開鑿南北大運河、修長城等。大興城是隋文帝時所建，洛陽城是隋煬帝時所建，這兩座城均被唐朝所繼承，進一步充實發展為東西二京，也是我國古代宏偉、嚴整的方格網道路系統城市規劃的范例。其中大興城又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城市。


趙州橋

　隋代留下的建筑物有著名的河北趙縣安濟橋（又稱趙州橋）。它是世界最早出現的敞肩拱橋（或稱空腹拱橋），大拱由28道石券并列而成，跨度達37米。這種空腹拱橋不僅可減輕橋的自重，而且能減少山洪對橋身的沖擊力，在技術上、在造型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是我國古代建筑的瑰寶。負責建造此橋的匠人是李春。除石橋外，還有大業七年所建的山東歷城神通寺四門塔。 　

　近年在陜西麟游縣發掘的仁壽宮是隋文帝命宇文愷等人修建的一座離宮，唐太宗時改建為九成宮。此宮位于海拔1100米的山谷中，四面青山環繞，綠水穿流，風景極佳，夏季涼爽，是隋文帝、唐太宗等喜愛的避暑勝地。建筑物依山傍水，錯落有致、純屬山地園林格局，表現出園林建筑特有的風貌。

唐：莊重宏偉的泱泱大國

　唐朝（618~907年）前期百余年全國統一和相對穩定的局面，為社會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條件。到唐中葉開元、天寶年間達到極盛時期（圖4-2-A）。雖“安史之亂”后開始衰落，但終唐之世，仍不愧為我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高潮時期。建筑技術和藝術也有巨大發展和提高，主要特點有：


唐長安

　第一：規模宏大，規劃嚴整。唐都城長安原是隋代規劃興建的，但唐繼承后又加擴充，使之成為當時世界最宏大繁榮的城市。長安城的規劃是我國古代都城中最為嚴整的（另詳城市建設篇），它甚至影響到渤海國東京城，日本平成京（今奈良市）和后來的平安京（今京都市）。唐長安大明宮規模也很大，遺址范圍即相當于清明故宮紫禁城總面積3倍多。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筑的宏敞寬廣，也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第二：建筑群處理愈趨成熟。隋唐時，不僅加強了城市總體規劃，宮殿、陵墓等建筑也加強了突出主體建筑的空間組合，強調了縱軸方向的陪襯手法。這種手法正是明清宮殿、陵墓布局的淵源所自。 　

　第三：木建筑解決了大面積，大體量的技術問題，并已定型化。大明宮麟德殿，面積5000平米，采用了面闊11間進深17間的柱網布置。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進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對建筑設計也有促進作用。 　

　第四：設計與施工水平的提高。掌握設計與施工的技術人員“都料”，專業技術熟練，專門從事公私房設計與現場指揮，并以此為生。 　

　第五：磚石建筑有進一步發展。主要是佛塔采用磚石者增多。目前我國保留下來的唐塔均為磚石塔。 　

　第六：建筑藝術加工的真實和成熟。唐代建筑風格特點是氣魄宏偉，嚴整又開朗。現存木建筑物質反映了唐代建筑藝術加工和結構的統一，斗拱的結構、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構件本身受力狀態與形象之間內在的聯系，達到了力與美的統一。而色調簡潔明快，屋頂舒展平遠，門窗樸實無華，給人莊重，大方的印象，這是在宋、元、明、清建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p#副標題#e#

宋：纖巧秀麗的商業都市

　北宋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我國古代史上較為衰落的朝代。但在經濟上、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發展，科學技術有很大進步，產生了指南針、活字印刷術和火器等偉大創造。南宋時，中原人口大量南移，南方手工業、商業發展起來。由于兩宋手工業與商業的發達，使建筑水平也達到了新高度，具體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城市結構和布局起了根本變化。唐以前封建都城實行夜禁和里坊制度，但日益發展的手工業和商業必然要求突破這種封建統治的桎梏。到了宋期，都城汴梁已完全是一座商業城市的面貌了。城市消防、交通運輸、商店、橋梁等有了新發展。 　

　第二：木架建筑采用了古典的模數制。北宋時政府頒布的《營造法式》，是第一個用文字確定下來的政府頒布令。 　

　第三：建筑組合方面，在總平面上加強了進深方向的空間層次，以便襯托出主體建筑。 　

　第四：建筑裝修與色彩有很大發展。這和宋代手工業水平的提高及統治階級追求豪華絢麗是分不開的。宋代建筑從外貌到室內，都和唐代有顯著不同，這和裝修的變化是有密切關聯的。 　

　第五：磚石建筑的水平達到新的高度。這時的磚石建筑主要仍是佛塔，其次是橋梁。宋塔絕大多數是磚石塔，石塔數量也很多。這些磚石建筑反映了當時磚石加工與施工技術所達到的水平。 　　第六：園林興盛。北宋、南宋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統治階級對人民橫征暴斂，生活奢靡，建造了大量宮殿園林。這種園林的興盛，正是統治階級政治沒落的一種表現。

元：簡化粗糙的寺廟建筑

　蒙古貴族統治者建立了一個疆域廣大的軍事帝國。這來自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統治，使兩宋以來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和文化遭到極大摧殘，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了明顯的阻礙作用，建筑發展也處于凋敝狀態，直到元世祖忽必烈采取鼓勵農桑政策，社會生產力才逐漸恢復。忽必烈時，在金中都北側建造了規模宏大的都城，并由于統治者崇信宗教，使宗教建筑異常興盛。尤其是藏傳佛教得到元朝提倡后，不僅在西藏發展，內地也出現了喇嘛教寺院。如北京妙應寺白塔，就是都城內一座喇嘛塔，系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設計建造的。木架建筑方面，仍是繼承宋、金傳統，但在規模與質量上都遜于兩宋，尤在北方地區，一般寺廟建筑加工粗糙，用料草率，常用彎曲木料作梁架構件，許多構件被簡化了。這都反映了社會經濟凋零和木材短缺而不得不采用種種節約措施。 　

　山西永濟縣永樂宮是當時一座重要道觀，現存中軸線上一組建筑全為元代遺物，正殿三清殿大木做法規整，較多的保存了宋代建筑傳統。永樂宮三座殿內都有壁畫，藝術水平很高，是我國元代壁畫的典范

古建筑的演進

　自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至1840年鴉片戰爭近200年的時間是我國封建社會晚期，建筑上進一步發展了木構架藝術技術，裝修陳設上也留下許多磚石、琉璃、硬木等的不朽之作。建筑類型得到進一步分化，并留下了大量可供參考的建筑實體。 　

　自1840年至解放前的近代建筑時期，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決定國人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部分建筑出現了中西合璧的新形象，園林里也常有西洋門面、西洋欄桿、西番花樣等，成為我國建筑演進過程的一個重要階段。

因襲與進步―明清建材、裝修、園林設計、建筑群體漸趨成熟。

　明朝（1368―1644年）是在元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漢族地地主階級政權。明初采用各種發展生產的措施，使社會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十分繁榮。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建筑也有了進步，主要表現為： 　

　第一：磚已普遍用于民居砌墻。磚墻的普及又為硬山建筑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二：琉璃面磚、琉璃瓦的質量提高，色彩更豐富應用面更加廣泛。 　

　第三：木結構方面，經過元代的簡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構架：斗拱的結構作用減少，梁柱構架的整體性加強，構件卷殺減化。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成一種與前不同的特色，形象較為嚴謹穩重，但不及唐宋的舒展開朗。 　

　第四：建筑群的布置更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環境來形成陵墓肅穆氣氛的杰出實例。 　

　第五：官僚地主私園發達。尤其江南一帶為盛。 　

　第六：官式建筑的裝修、彩畫、裝飾日趨定型化。明代的家具也聞名世界。另外，風水術在明代已達極盛期，這一中國建筑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現象，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從1840年前的清朝來看，建筑上大體是因襲明代傳統，但在下列幾方面有所發展： 　

　第七：供統治者享樂的園林達到了極盛期。 　

　第八：藏傳佛教建筑興盛。這些佛寺造型多樣，打破了我國佛寺傳統單一的程式化處理，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建筑形式，是清代建筑中難得的上品。 　

　第九：住宅建筑百花齊放，豐富多彩。

　第十：簡化單體設計，提高群體與裝修設計水平。在清代建筑群實例中，群體布置已達相當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園囿建筑，在結合地形、空間處理、造型變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第十一：建筑技藝仍有所創新。如水濕壓彎法加工木料技術，玻璃的引進使用及磚石建筑的進步等。

包容與吸收―清末民國時期外來文化對中國建筑發展的影響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建筑轉入近代時期，開始了近代化及現代化的進程。但在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中，在城市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走過的道路是扭曲的。 　　中華帝國閉鎖的國門是被資本主義列強用炮艦和鴉片沖開的。中國的開放是被動的開放。外來的、誘發中國啟動現代化的沖擊要素是以侵略的方式撞擊的。租界的設立、通商口岸的開辟、港灣租借地、鐵路附屬地的圈占，都是通過不平等條條約來實施的。這些城市或地區，作為中國控化的前沿和聚點，引發其城市轉型、建筑轉型的外來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和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活動息息相關。在近代化過程中攪拌著殖民化。因此近代中國建筑的發展，自然深深受制于這種二元結構的影響，導致發展的不平衡型。主要體現現在沒有取得全方位的現代化轉型，明顯呈現出新舊兩大建筑體系并存的局面。 　　

    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近代新建筑的發展時期。由殖民輸入的建筑及散布城鄉的教會建筑發展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業建筑的主要類型大體齊備，相關建筑工業體系初步建立。大量早期留洋學習建筑的中國學生回國，帶來了西方現代建筑思想，創辦了最早的中國人的建筑事務所及建筑教育。表現在建筑創作上，歐洲新建筑運動及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體現在許多城市的建筑中。剛剛登上設計舞臺的中國建筑師，一方面探索著西方建筑與中國固有形式的結合，試圖在中西建筑文化有效碰撞中尋找合宜的融合點，另方面又面臨著走向現代主義的時代挑戰，要求中國建筑師緊跟先進的建筑潮流。

　總之，處于現代轉型初始期的中國建筑,是中國建筑發展史上的一個承上啟下、中西交匯、新舊接替的過渡時期。既有新城區、新建筑緊鑼密鼓的快速轉型，又有舊鄉土建筑依然故我的推遲轉型；既交織著中西建筑的文化碰撞，也經歷了近、現代建筑的歷史搭接。它所關聯的時空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大部分近代建筑還遺留至今，成為今天城市建筑的重要構成。并對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和建筑活動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