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觀前賢論書，征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古意盎然，我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我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程慧普寺》詩云：“郁郁三大字，蛟龍發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橫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丑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臺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算，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鐘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丑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云傳鐘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顏出于褚也。又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箍氣，顏杰思也。柳與歐為丑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說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提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乃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研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系《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鐘、王趣，馀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跡。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折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我行草，欲我書如排算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我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鐘、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米芾(1051-1107) ，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遷居襄陽，有“米襄陽”之稱。史傳說他個性怪異，喜穿唐服，嗜潔成癖，遇石稱“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稱”米顛”。他六歲熟讀詩百首，七歲學書，十歲寫碑，二十一歲步入官場，確實是個早熟的怪才。在書法上，他是“宋四書家”(蘇、米、黃、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書體瀟散奔放，又嚴于法度，蘇東坡盛贊其“真、草、隸、篆，如風檣陣馬，沉著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獨創山水畫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筆墨作云霧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錯落的濃墨、焦墨、橫點、點簇來再現層層山頭，世稱“米點”。為后世許多畫家所傾慕，爭相仿效。他的兒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較多，使這種畫風得以延續，致使“文人畫”風上一新臺階，為畫史所稱道。米芾究竟以書為尚，還是以畫為尚，史家各有側重。

　　米芾集書畫家、鑒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獵甚廣，加之眼界寬廣，鑒定精良，所著遂為后人研究畫史的必備用書。有《寶章待訪錄》、《書史》、《畫史》、《硯史》、《海岳題跋>等。《寶章待訪錄)成書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為“目睹”“的聞”兩大部分，所錄八十四件晉唐品，開后世著錄之先河，影響頗大，甚至有專門模仿此書體例的論著，如明張丑撰《張氏四表》。《書史》則更為詳實，為后世鑒定家的依據之一。《海岳》一書主要敘述自己的經驗心得，十分中肯。該書一般認為是后人輯錄米論而在成。

　　米芾平生于書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書為最大。雖然畫跡不傳于世，但書法作品卻有較多留存。南宋以來的著名匯帖中，多數刻其法書，流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北宋四大書家”中，實可首屈一指。康有為曾說：“唐言結構，宋尚意趣。”意為宋代書法家講求意趣和個性，而米芾在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習書，自稱“集古字”，雖有人以為笑柄，也有贊美說“天姿轅轢未須夸，集古終能自立家”(王文治)。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米氏書法成功的來由。根據米芾自述，在聽從蘇東坡學習晉書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響最深：顏真卿、歐陽詢、褚遂良、沈傳師、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筆法，如“門”字右角的圓轉、豎鉤的陡起以及蟹爪鉤等，都集自顏之行書；外形竦削的體勢，當來自歐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沈傳師的行書面目或與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學段季展，“獨有四面”、“刷字”也許來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筆最富變化，結體也最為生動，合米芾的脾胃，曾贊其字，“如熟馭陣馬，舉動隨人，而別有一種驕色”。

　　元豐五年(1082)以后，他開始尋訪晉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獻之的《中秋帖》。這先人為主的大令帖，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總覺得右軍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羈的米芾并不滿足于小王，早在紹圣年間就喊出了“老厭奴書不換鵝”，“一洗二王惡札”。米芾據說學過羊欣，李之儀說，“海岳仙人不我期……筆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學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盡管如此，米書并沒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書寫的《苕溪帖》、《殷令名頭陀寺碑跋》、《蜀素帖》寫于一個半月之內，風格卻有較大的差異，還沒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門檻。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何以為主”時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風格的確立，大概在五十歲以后。這定型的書法面目，由于米芾過于不羈，一味好“勢”，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詞》也躍躍欲試。這“勢”固是優點，但同時又成了他的缺陷。“終隨一偏之失”，褒貶分明如黃庭堅者應該是比較客觀的、公道的。黃長睿評其書法，“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當時所謂“正”，并無確指，不一定是現在的“正楷”，倘指篆隸，倒也恰當。現存的米芾篆隸，的確不甚工，草書也寫得平平。他后來對唐人的草書持否定態度，又囿于對晉草的見識，成績平平自然在所難免。

　　米芾作書十分認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不假思索一揮而就。米芾自己說：“佘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明范明泰《米襄陽外記》)。一首詩，寫了三四次，還只有一兩字自己滿意，其中的甘苦非個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見他創作態度的嚴謹。

　　米芾對書法的分布、結構、用筆，有著他獨到的體會。要求“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大概姜夔所記的“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變化中達到統一，把裹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等對立因素融合起來，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澤、風神俱全，猶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視整體氣韻，兼顧細節的完美，成竹在胸，書寫過程中隨遇而變，獨出機巧。米芾的用筆特點，主要是善于在正側、偃仰、向背、轉折、頓挫中形成飄逸超邁的氣勢、沉著痛快的風格。字的起筆往往頗重，到中間稍輕，遇到轉折時提筆側鋒直轉而下。捺筆的變化也很多，下筆的著重點有時在起筆，有時在落筆，有時卻在一筆的中間，對于較長的橫畫還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書法中常有側傾的體勢，欲左先右，欲揚先抑，都是為了增加跌宕跳躍的風姿、駿快飛揚的神氣，以幾十年集古字的渾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絕不矯揉造作。學米芾者，即使近水樓臺如者也不免有失“艱狂”。宋、元以來，論米芾法書，大概可區分為兩種態度：一種是褒而不貶，推崇甚高；一種是有褒有貶，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種態度的，可以蘇軾為代表。

　　米芾以書法名世，為北宋四家之一，若論體勢駿邁，則當屬第一。他的成就完全來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歲時在長沙為官，曾見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廬山訪東林寺碑，且都題了名。元佑二年還用張萱畫六幅、徐浩書二帖與石夷庚換李邕的《多熱要葛粉帖》。證之其書法，二十四歲的臨桂龍隱巖題銘摩崖，略存氣勢，全無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歲時的《步輦圖》題跋，亦使人深感天資實遜學力。米老狡獪，偶爾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標自置”。米芾自敘學書經常會有些故弄玄虛，譬如對皇帝則稱“臣自幼便學顏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來自后天的苦練，絲毫沒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臨池不輟，舉兩條史料為證：“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半刻廢書也。”“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鐘(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兒子米友仁說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寫字。(據孫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時，往往隨其所往，在座船上大書一旗“米家書畫船”。

　　米芾嗜石，《宋史》本傳記有其事。元倪鎮有《題米南宮拜石圖》詩：“元章愛硯復愛石，探瑰抉奇久為癖。石兄足拜自寫圖，乃知顛名傳不虛。”據此詩，米芾對此癖好自鳴得意，自寫《拜石圖》。后世畫家亦好寫此圖，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騰人口，傳為佳話。米氏寶晉齋前也有異石，以供清玩，《書異石帖》記有此石。相傳米芾有“瘦、秀、皺、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還愛硯。硯是“文房四寶”之一，為書畫家必備之物。米芾于硯，素有研究。著有《硯史》一書，據說對各種古硯的晶樣，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硯的異同優劣，均有詳細的辨論，倡言“器以用為功，石理以發墨為上”。《寶晉齋法書贊》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須寶硯，……硯為吾首，……”米芾把硯看得像自己的頭顱一樣重要，可謂溺愛之深。(“帖身”亦出于《法書贊》)兼有石癖、硯癖的米芾自然對硯山極為重視。硯山是一種天然峰巒形成的硯石，在底部山麓處，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為文房清玩，又能為臨池染墨之具。《志林》記米芾得一硯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為結屋甘露而轉讓他人換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硯)山圖》傳世。

　　米芾晚年居潤州丹徒(今屬江蘇)，有山林堂。故名其詩文集為《山林集》，有一百卷，現大多散佚。目前傳世有《寶晉英光集》。米芾能書又能詩，詩稱意格，高遠杰出，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沖元，自言“不襲人一句，生平亦未錄一篇投豪貴”，別具一格為其長，刻意求異為其短。

　　米芾畫跡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畫史》記錄了他收藏、品鑒古畫以及自己對繪畫的偏好、審美情趣、創作心得等。這應該是研究他的繪畫的最好依據。米芾的成功在于通過某種墨戲的態度和母題選擇達到了他認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識到改變傳統的繪畫程式和技術標準來達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個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鑒定家，對歷代繪畫的優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慮的是繪畫本體的內容；而蘇軾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業余愛好者的身份來發表他的繪畫觀，較多地以詩(文學)的標準來衡量、要求繪畫，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但終究與畫隔了一層。所以后多是把米芾當作畫家，把蘇軾當作美術理論家來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蘇軾的畫論，而手中實踐的卻是米家云山，盡管蘇軾有畫傳世而米芾一無所有。作為歷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術思想遠比蘇軾超出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
　　其子米友仁書法繼承家風，亦為一代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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