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展

sj33cn — Tue, 07 Nov 2006 15:01:00 +0000

內容提要：徽派篆刻在中國文人篆刻史上始終是主流，但對徽派篆刻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章卻沒有。本文將徽派篆刻分為三個階段，對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展進行了系統的探討。文章將徽派篆刻置于文人篆刻藝術發展歷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指出徽派篆刻是最早的篆刻流派。對一些徽派篆刻家的生卒年月、籍貫、事跡、藝術成就以及徽派篆刻形成的原因進行了考證和研究，認為徽州考據學和徽商對徽派篆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關鍵詞：徽派篆刻地位貢獻

一、徽派篆刻地位的確立（1535―1643）

1.何震的崛起

何震（1535―1604），字主臣，一字長卿，號雪漁。休寧縣前街人。周亮工《印人傳》及今版《辭海》等工具書均載何震為婺源人，誤。明嘉靖《婺源縣志》沒有何震的記載。按照志書生不立傳的原則，嘉靖《婺源縣志》不為何震立傳，是可以理解的。但最接近何震生活年代的清康熙八年（1669）《婺源縣志》，也沒有何震的記載，這就不可理解了。直到晚清、民國時期的《婺源縣志》才開始提到何震。1993年10月新編《婺源縣志》則進一步明確何震是“婺源田坑人”。何震究竟是不是婺源人呢？就在何震去世后的第三年，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編纂的《休寧縣志》明確記載：“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爭傳之。”萬歷三十七年（1609）編纂的《歙志》亦載：“同時有休寧何震長卿，傳文壽承一種，解散局束，舊章天趣超然，故是獨造，且復出藍。”康熙三十八年（1699）編纂的《徽州府志》對何震的休寧籍也予以確認：“何震，字長卿，號雪漁，休寧邑前人。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其手者，爭傳寶之。生平不刻佳石Q及鐫人氏號，故及今流傳尚不乏云。”

我們再從與何震有交往的當時人的文字中來加以考察。明萬歷時期的著名書法家祝世祿曾于萬歷十七年（1589）至二十三年（1595）在休寧任縣令，同何震有一定交往。他在《梁千秋印雋序》中記載：“往余令海陽時，得主臣甚喜。及官秣陵，數與相習，所有印章，皆出其手。”休寧縣始建于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初名休陽。吳永安元年（258），因吳主孫休諱，改休陽為海陽。晉太康元年（280），改海陽為休寧，遂沿用至今。海陽為休寧古稱，古人寫籍貫，亦喜用古稱。如明末清初另一位篆刻名家胡正言為休寧人，其《印史初集》封面題簽為《海陽胡氏印史初集》，銜名題“海陽胡正言曰從氏篆”可為佐證。何震逝世后二十余年，其私淑弟子程原、程樸摹其印作，成《忍草堂印選》二卷，銜名題“海陽何震長卿篆，同邑程原孟長選，男程樸元素摹。”

由上可知，何震為休寧縣前街人無疑。或曰：何震祖籍婺源，后遷休寧。亦非。據道光《休寧縣志》記載：“何氏其先袁州宜春人，南唐有諱令通者為國師，顯德間謫休寧。兄令達仕國子司業，生潤，字彥德，隨叔令通居邑前。”可見何震的祖先是南唐時從袁州宜春直接遷休寧縣，與婺源絲毫沒有關系。對何震的生卒年，說法也不一，劉江稱約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卒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①韓天衡稱約生于嘉靖九年（1530），卒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②沙孟海稱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③均誤。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三十一《題何主臣符章冊》記載：

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稿，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斂之，歸其柩。今遂無視瓣香于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產游吳下，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

末署“萬歷乙巳夏日游黃山雨中題”。乙巳是萬歷三十三年（1605），“去歲”當是三十二年（1604）。是年何震年七十，而且即卒于這一年。于是可得何震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馮夢禎于萬歷乙巳春夏之交來歙，主于西溪南吳氏，又與吳廷同游黃山。此在山中所作，回杭后于當年十月去世。故文中所記何震的卒年和卒時歲數是可信的。

何震晚年寓居南京，一生以刻印為生。現存最早的作品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的“云深不知處”壽山石印。①何震以刻印為生，刀法嫻熟，但對字法的認識不足。于是專門到蘇州去拜訪文彭，向文彭求教有關六書方面的問題。經過文彭的指教，何震對治印比以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努力鉆研字法，注重臨摹先秦刻石、金文，汪道昆有詩稱贊：

宮墻佳氣日氤氳，有客親摹石鼓文。莫問酒徒工說劍，看君筆陣?凌云。
刻畫直須摹九鼎，飛揚早已逼三倉。而今一擲金如斗，徑寸壘壘肘后藏。②

在當時印壇注重宋元而忽略秦漢的大趨勢下，何震率先對先秦刻石、金文進行研究，從先秦刻石金文中汲取印學營養，不能不是一大進步。

隆慶六年（1572），武陵顧從德、歙縣羅南斗精選古玉印150余方，銅印1600余方，首創用原印蘸朱鈐出《集古印譜》行世，準確、精美地再現了秦、漢印的本來面貌，震動了整個印壇。可惜此譜當時僅鈐20部，一般人很難見到。于是羅南斗又于萬歷三年（1575）將《集古印譜》原鈐本擴充，以木刻翻摹，擬名《印藪》行于世，流傳甚廣，對當時印壇的復古風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印藪》的流行，同樣也為何震臨摹秦漢原印風格提供了便利。古印以銅玉為質，印文遒勁之中寓渾穆，古樸中寓流麗。但翻以木刻后，其神韻就無法同原印朱拓相比。故對《印藪》的弊病，明末印壇多有批評。王稚登曾說：

《印藪》未出，而刻者拘今；《印藪》既出，而刻者泥古。拘今之病病俗；泥古之病病滯。③

所謂“病滯”，指的就是木刻之印氣象萎靡，氣韻不暢。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的文人習《印藪》同刻工習《印藪》，角度不同。文人重“刻”的借鑒，刻工重“字法”和“章法”的借鑒，因此所得到的效果也不一樣。重“刻”的借鑒，必然導至“滯”。重“字”與“章”的借鑒，卻會給自己的治印水平帶來質的飛躍。何震臨摹《印藪》，就是從字法和章法上來體會漢印的精髓，使他的治印技藝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祝世祿就指出：

大都《印藪》未出之時，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跡而失神情。主臣雖從跡入，性自神解。①

李流芳說得更好：

新安何長卿，始集諸家之長而自為一家，其體無所不備，而各有所本，復能標韻于刀筆之外，稱卓然矣。②何震臨習秦漢印章之所以能“標韻于刀筆之外”，并不是何震不注重刀法，實在是何震以一個職業刻手躋身文人篆刻之列，嫻熟的刀法，使他可以不必特鵒糶氖種械牡叮??炎⒁飭??械椒醬韁?淶惱?宸綹瘢?頊斡〉男憷觶??〉墓ふ??溆〉拇軸睿?瀋裨獻勻惶斐傘４游庵搖⒆Ｊ纜弧⒗盍鞣嫉榷院握鷯》緄鈉蘭壑形頤強梢鑰闖觶?詰筆保?握鶩耆?且浴吧裨咸斐傘弊咳渙⑹賴模?饌??鬧耙悼淌稚矸薟晃薰叵怠?br》

從隆慶初期至萬歷二十幾年，何震基本上都在家鄉徽州與南京之間往來從事篆刻活動。其間曾一次北上京師和邊塞，一次西游湘楚。這兩次出外游歷都是由同鄉汪道昆介紹推薦，并寫詩為其送行，茲錄如下：
送何主臣北游四絕句：③

綈袍底事傍風塵，簪筆由來妙入神。試向鐘山瞻碣石，兩都國手更何人。
黃山白雪照城頭，千里辭家一敝裘。何處梅花堪歲暮，君家詩興落揚州。
漁陽幕府擁雕戈，書記翩翩國士多。肘后黃金如斗大，尚方追琢法如何。

送何主臣之楚十絕句：①

燕子磯頭理畫潑，秦淮渡口倒銀缸。送君四月黃梅雨，五兩南風過九江。
肘后雷文佩赤符，魚龍千里避江湖。石尤風息天如鏡，??新裝出小姑。
扁舟落日?臨皋，囊底旋探金錯刀。赤壁千尋堪擘劃，恐驚水族夜深號。
澤畔高封宿草青，朱弦一鼓吊湘靈。江門錦石中流見，知是宵沉婺女星。
夏口悲風引素車，西來不為武昌魚。顛毛半落新豐里，忽到江關咫尺書。
開府風流迥不群，蘭臺賓從儼如云。向來黃鶴樓中笛，好在胡床月下聞。
澤國雄風四坐生，歌鐘薄暮動江城。何郎酒態由來美，睥睨尊前笑禰衡。
吾道天迥日月光，緇帷宛在水云鄉。試看講席誰南面，知是弦歌舊海陽。
迥舟一水抹匡廬，片片青蓮撲太虛。陶令尚聞材力健，倘從白杜遇籃輿。
彭蠡湖邊落采霞，豫章城外簸龍沙。南州孺子如相問，垂老青門學種瓜。

汪世清先生對何震這一時期的行跡，曾作考證：②方楊《方初庵先生集》卷六有《送何生序》，首稱“新安何生，翩翩當世奇士也”，“故工書法，獨時時刻琢古文篆隸，進諸王侯所。”又記其挾一藝而游食四方，“下浙江，浮五湖，登姑蘇之臺，再返而后稅駕都門也。”“復仗劍行彭蠡，經豫章，度五嶺，登羅浮”。可知西行在北上都門以后。汪道昆長于何震10歲，《太函集》卷一百一十七有《京口送何主臣還海陽為母陳孺人七十壽》七律一首，時在隆慶二年（1568），將從京口回休寧。歐大任《歐虞部集?秣陵集》為萬歷九年（1581）至十三年（1584）在南京所作，卷八有《送何長卿往江西兼詢同伯、宗良、貞吉、孔陽諸宗侯三首》，其一云：“南來居士得何?，篆學秦斯隸漢邕。一舸圖書前路去，大江秋色照芙蓉。”是歐大任在萬歷九年（1581）秋與何震相遇于南京送何震前往南昌的贈別之作。題中提到的諸宗侯五人是朱拱?、朱多?、朱多?、朱多?、朱多?。朱多?有《衷誠孺、姜堯章載酒邀何主臣同飲》五律一首，又有《別何主臣之金陵兼簡歐水部》七絕一首云：“桂樹來攀雪滿枝，芙蓉去采目臨池。憑將蟬雀新團扇，乞與江東水部詩。”據詩意，何震來南昌似為萬歷九年（1581）冬，而返南京已是萬歷十年（1582）夏，在南昌逗留似有半年之久。他北上都門，當在隆慶二年（1568）至萬歷九年（1581）之間。萬歷十五年（1587）汪道昆家居在歙，時何震在故鄉成為汪氏的座上客。何震在白下，入馮夢楨官署，當在馮氏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從萬歷二十二年（1594）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期間，時年60至64歲之間。

由于何震自身對印學的鉆研提高以及汪道昆等人的宣傳介紹和褒揚，使何震的名聲鵲起于印壇。人們紛紛拜何震為師學習篆刻，萬歷四十三年（1615）吳忠曾說：“予不佞，生不及文先生之時，幸得淑諸何先生，從事三十余年。”①萬歷四十三年上推之三十余年，則萬歷初吳忠就已正式師事何震。朱多?也說：何震“游至吾豫章，盡以（其技）授吾家良文，吾輩亦因得玩弄服習之”。②汪道昆《送何主臣之楚十絕句》中有“試看講席誰南面”句，何震收門人朱良文，大概就是此次西行之時。萬歷初至萬歷二十幾年的這段時間里，何震收集了不少秦漢古印，同鄉朱簡曾前往觀摩、鈐印。萬歷十七年（1589），何震應張學禮的邀請，為其摹刻秦漢古印，被收入《考古正文印藪》。書法家祝世祿曾于萬歷十七年（1589）至萬歷二十三年（1595）在休寧縣任縣令，同何震相識。

如果說汪道昆在詩中稱何震為“兩都國手”，還是屬于一種褒揚和贊譽的話，到了萬歷二十年（1592）前后，何震的聲望在印壇已被認可并達到了頂峰。約編于萬歷二十幾年的《印母》，首次把文彭和何震并稱為印壇領袖：“古印推秦漢，今印推文、何。”③歸昌世萬歷三十年（1602）為程遠《印旨》所作的小引中也提到：“至文壽承、何長卿受律精嚴。”同年，屠隆在《古今印則序》中，董其昌、陳繼儒在《古今印則跋》中都把程遠同文彭、何震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可以“鼎立為三”。《印旨》、《古今印則》均為程遠所作，歸昌世、屠隆、董其昌、陳繼儒為程遠的書作引、序、跋，把文彭、何震抬出來提高程遠的身價，予以褒揚，足見文彭、何震的影響和成就更在程遠之上。其后何震的名氣愈來愈大，幾乎臨駕于文彭之上，成為一代宗師。祝世祿稱：印章之作，其年尚矣。盛于秦而工于漢，其法平方正直，刪繁益簡，以通其宜，匠心運妙為千秋典型。六朝參朱文而法壞，唐、宋好盤糾而法亡。至我朝，文壽承氏稍能反正。何主臣氏乘此以溯其源，遂為一代宗匠。①董其昌說得更妙：小璽私印，古人皆用銅玉，刻石盛于近世，非古也。然為之者多名手，文壽承、許元復其最著已。新都何長卿從后起，一以吾鄉顧氏《印藪》為師，規規帖帖，如臨書摹畫，幾令文、許兩君子無處著腳。②何震是文人篆刻藝術史中書與刻緊密結合的一面旗幟，他以刻工“指節通靈”之妙，以刀代筆，再現秦漢印章中的鑿、鑄、鏤、琢之美，氣韻流暢，成為明末印壇上的領袖人物，是當時印壇萬人景仰的對象，“其尸而祝之者必曰何氏”，③成為“海內推第一”④的人物。

2.最早的篆刻流派

何震在印壇的崛起，影響和造就了徽州大批篆刻人才。與何震同時的一些篆刻家同何震互相交往，互相影響，也都成為當時印壇上的風云人物。

明代萬歷至崇禎時期，徽州有著一個篆刻群體，他們或有印譜、論著行世，或與名流交往留下印跡，在當時的印壇上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和地位。其中代表人物為何震、蘇宣、朱簡、汪關。

何、蘇、朱、汪四人之間，何震年稍長。何震、蘇宣雖曾同師文彭，但蘇要長一輩（相差２０來歲）。蘇宣自認為不如何震，他在《蘇氏印略》自序中談到：“余于此道，古討今論，師研友習，點畫之偏正，形聲之清濁，必極其意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而今繼吾鄉何主臣而起者，家家篆籀，人人斯邕，是是非非，奴出主入，而余烏能獨樹之幟。”何震要比朱簡長兩輩（相差４０來歲），兩人亦為印友，朱簡曾到何震處觀賞其集印。①朱簡也認為“吾鄉何長卿，其應手處卓有先民典型”。②汪關與朱簡同輩，與何震也有交往，何震曾為汪關刻“汪東陽”印，③朱簡也為汪關刻有“杲叔”印。④由此可見，何、蘇、朱、汪四人互有往來，也常在一起切磋印藝。

歙縣西溪南人吳良止（字仲足）與汪道昆為詩友、禪友，共結豐干社和肇林社，因而同何震亦為朋友，兩人曾同受張學禮的邀請，摹刻秦、漢古印。在當時，吳良止與何震齊名，“評者則曰：仲足無邪氣，長卿有逸品。”⑤休寧人金光先究心篆籀之學，少時曾到蘇州拜訪文彭，得到文彭的筆意。后來又到南京，同何震一道探討研究篆刻宗旨。又與黃圣期、吳敬父齊聚趙凡夫野鹿園，談論印學的玄妙真締。鄒迪光評價金光先的印作：數十年來，此道惟王祿之、文壽承、何長卿、黃圣期四君稍稍擅長，而亦時有善敗。乃今一甫所為《印選》，先字法，次章法，次刀法，與王子弁、吾子行諸說互相發明，蓋有四君之善，而無其敗矣。⑥歙縣人陳茂，與何震同時，篆刻悟何震刀法，印風頗似何震，曾有幾方印章署何震的名，何震不辨，竟據為己有。陳茂的門徒徐上達亦為歙人，他廣泛搜羅印史資料，對印學理論很有見地，著有《印法參同》一書。該書注重技法，論說有據，闡述明晰，授人以法，是明代文人篆刻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巨著。歙縣人羅南斗曾為顧從德精選古印輯成《集古印譜》行世，又木刻《印藪》流布海內，為何震印風直追秦漢，提供了便利。后又木刻《秦漢印統》廣泛流傳，為明代印壇復古風潮的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何震稍晚一些的徽州印人更是追慕何震。歙人吳忠，萬歷初即拜何震為師，成為何震的入室弟子，師事何震30余年。何震晚年寓居南京，吳忠亦隨寓南京。治印得何氏精髓，所刻印章酷似何震。王野以辨印著稱，他說：往者，人以漢印雜各代印試余，輒能辨之，以何氏雜漢，不復能辨矣。以諸家雜何氏，余輒能辨之，以孟貞雜何氏，則不能辨矣。①何震去世時，吳忠為之殮葬。休寧陳九卿是何震的表弟，刻印得何震指授，摹刻有《何雪漁印藪》4卷行世。歙縣李流芳“聞何震工篆刻，戲效之，未久竟與震同工”。②歙縣吳迥，少年時代即開始篆刻，師法何震，“今猶二十許人，試以其印章雜之長卿印章，不復可辨。”③休寧程原、程樸父子更醉心于何震，程原說：
世之刻印譜者，何啻人隋珠，家荊璧，大都各標門戶，各樹旗鼓，而總未集其成。集大成者，吾不得不宗何主臣……秦漢以后，一人而已。原也不敏，夙負篆籀癖，欲往師先生，恨未及門。④程原四處收集何震印蛻5000余方，從中精選1000余方，令子程樸摹刻。程樸天資聰慧，私淑何震，神形毫發無遺，達亂真地步。天啟六年（1626）程原將程樸摹刻的何震印章匯集鈐印成《忍草堂印選》行世，韓敬、陳繼儒、陳赤為之作序，稱贊“一一逼真，如燈取影”。⑤在何震光環籠罩明末印壇的日子里，也有一些徽州印人不囿于何震的影響，獨立創作，走自己的路。蘇宣、朱簡、汪關是這樣，吳正?、汪徽亦復如此。吳正?是休寧人，兒童時即開始刻印，為人所贊許，經常有人向他索印。他自己說余無所師授，以古為摹，融會諸家，獨攄心得，字畫筆法，與主臣差不相類，主臣得之為主臣，我得之為我耳。⑥在摹古中，吳正?的印風有三次大的變化，吳正?把自己對印學的認識及其變化概括為：蓋印有古法、有筆意，古法在按古不可泥古，筆意若有意又若無意，意在筆先，得心應手，可以自喻，不可以告人。余筆意凡三變矣，故后與前參觀，若出兩手。初變散而不存，再變存者十一，三變存者十九。①正?的治印主張很有見地，可惜他只活了31歲，天不假年，未獲大成。婺源汪徽，詩書畫印號稱四絕，尤工秦漢印章。朱簡在《印經》中論及當時印壇文彭、何震、蘇宣三大派時，把他歸入“別立營壘”一派。安徽省博物館藏有汪徽的一方“琴書樂趣”印，用刀潑辣，氣度宏大，確實別具一格。

，明末值得提及的徽州印人還有：吳元滿，歙縣人。出生時亡一目，常說：“吾以一目外觀，而以一目內照，覺內之所得者較多。”②藏書極富，精字學，與趙?光、朱宗良友善，曾把自己50余年來鉆研六書的成果向趙?光、朱宗良求證，得到趙、朱的賞識。自三代及秦漢鼎彝碑銘皆淹貫于胸中，尤悉心于古印文字，萬歷二十五年（1597）輯有《集古印選》四冊行世。劉衛卿，休寧人，篆刻宗何震，刀法古樸。傳同邑趙時朗、趙又呂、趙以滂，時朗印風蒼健嚴緊，又呂古樸渾雅，以滂秀爽精勁。胡正言，休寧人，精字學，著有《六書正偽》，治印取法何震，豪放不足，然有翰墨雅氣，平實穩健。“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飾”③是其所長。洪復初，歙縣人，工篆刻，黃汝享《題〈珍善齋印譜〉》稱可與“長卿竟敵”。程齊，歙縣人，風雅多藝，篆刻尤其所長，有《稽古印鑒》行世。范孟嘉，休寧人，為朱簡外甥，傳其舅氏衣缽，所篆印作可與朱簡亂真。王守謙評其印“師古而不泥古，蜩之承，丸之弄，別有一種天趣”。④根據現有資料統計，明嘉靖至崇禎，徽州一府六縣共有印人50余名，以何震為旗手，吳良止、羅南斗、蘇宣、金光先、朱簡、汪關、李流芳、吳正?、汪徽等為中堅，構成了一個印人群體，他們互相學習，互相提高，震動當時的印壇，很多篆刻評論家都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早在萬歷三十八年（１６１０），趙?光就指出：“此道（按：指篆刻）多落新都，新都故有心人也。”①按：新都為徽州的古稱。清初，周亮工再度提到：“自何主繼文國博起，而印章一道遂歸黃山。”②鄭文焯亦曰：“有明新安摹印者盛極一時。”③ 明末徽州印人群體成為印壇上最早的篆刻流派。

3.明末印壇徽派的一統天下

明嘉靖以后，當文人篆刻藝術體系逐步確立之時，徽州涌現出一大批篆刻家。他們在超越宋元，直溯秦漢的篆刻藝術實踐中，開始取代嘉靖年間以文彭為領袖，以蘇州為中心的篆刻主導地位。他們有理論，有實踐，以一股強勁的創新之風，席卷整個印壇。以至從萬歷開始至崇禎末年的長達六七十年的印壇，成為徽州人的一統天下。

韓天衡曾把明代印壇劃分為五大流派：

明季印壇高手甚多，而論其藝術成就，個人風貌對后世的影響，則當推文彭、何震、蘇宣、朱簡、汪關五大家。
明代五大家所創立的歷史流派，文彭以純正勝，何震以精能勝，蘇宣以雄強勝，朱簡以險峭勝，汪關以雅妍勝。由他們領銜的無數文壇印人，在這崛起的篆刻天地里，作出了可歌可頌、不可泯滅的卓越成績，它既炫赫于明季，也給巨大影響于清代。④五大家中，除文彭外，皆為徽州人。何震已見前述，下面談談蘇宣、朱簡、汪關。蘇宣（1553―1627），字爾宣，一字嘯民，號泗水、又號朗公，歙縣人寓泗水。幼年喪失父母，成為孤兒，傾心于文章之道，被人們譽為才子。后來遭遇不平事，于是棄書學劍，殺人報仇，遁跡于淮海。文彭因與其父有交情，當仇家事平后，蘇宣便前往投奔文彭，“以通家坐落絳帳下，然食指日貧，書劍埋沒，干祿無謀，喟然嘆曰：丈夫不能執一藝成名，釜甑塵生乎？”⑤于是學習六書，文彭教以篆刻之道。又在顧從德、項元汴等收藏家處博覽秦漢璽印，曾摹漢印近千鈕，積聚了很深的功力。蘇宣師古而不泥古，創新求變，“始于摹擬，終于變化。變者愈變，化者愈化，而所謂摹擬者逾工巧焉。”①他說：“余于此道，古討今論，師研友習，點畫之偏正，形聲之清濁，必極其意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②所刻作品氣勢雄強，布局嚴正。俞恩燁評其印：其奇幻也在秦、漢前，其醇古也則漢、魏之間，其博雅也有開元、大歷之盛，識者誰不驚艷襲以為珍。③朱簡（1570？―？），字修能，號畸臣，休寧縣北門人。幼讀書即能辨古文奇字、銅盤、石鼓之章，稍長，精研八法、六書及詩文，曾從陳繼儒游。究心于字學，尤精古篆，曾云游四海，“得顧、項二氏家藏銅玉，印越楮上真譜四千余方，又于吳門沈從先、趙凡夫、?城李長蘅、武林吳仲飛、海上潘士從、華亭施叔顯、青溪曹重父、東粵陳文叔、吾鄉何主臣、丁南羽諸家，得其所集，不下萬余，用是滌心刮目，拓成《印品》一書”。④篆刻不拘泥于時尚，別開蹊徑，以草篆入印，自成一格。創用短刀碎切技法，增強點劃之間，字與字之間筆勢的牽連、呼應和顧盼，產生一種濃郁的富有提按旋轉、跌宕起伏的筆意。周亮工說：“繼主臣而起者不乏其人，予獨醉心于朱修能。”⑤可見朱簡篆刻藝術的魅力。朱簡不僅在篆刻實踐上取得極大的成就，在印學理論上也頗有建樹。先后著有《印書》、《印圖》、《印品》、《印經》、《印章要論》、《印學叢說》、《集漢摹印字》等書，很多觀點發前人所未發。如所論：上古印為佩服之章，故極小。漢晉官印大僅方寸，私印不逮其半。所見出土銅印，璞極小而文極圓勁，有識、有不識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簡者，漢、晉印也；璞漸大而方圓不類，文則柔軟無骨，元印也；大過寸余，而文或盤屈，或奇詭者，定是明印。⑥

在當時人們都不認識戰國璽印的情況下，他把“璞極小而文極圓勁”一類印斷為先秦之印，很有見地。同時在章法藝理等方面，也多有論述并敢于對當時的名家篆刻進行有理論依據的批評。

汪關，原名東陽，字杲叔，后得一漢代銅印，龜鈕碧色，斑斕錯銹，文曰“汪關”，極愛之，遂以此更名，李流芳又為其更字尹子，①歙縣人寓居婁東。少時酷愛古文字，收藏金玉、瑪瑙、銅印不下200方。后遭家難，藏品大多散失。汪關參習佛學，心平氣和，故治印亦沉穩安詳，篆法精嚴，饒有雍容華貴氣象。韓天衡評價：

明人借鑒漢印而能形神兼備、氣韻雅馴者，為首推尹子。朱文師元人，配篆堂皇婉暢，恬靜醇美，在點畫交錯處，刻作微粗厚的“焊接點”亦屬首創。②汪關這種帶有書卷氣的印風，也多為后世取法，巴慰祖、黃士陵印中可以見到汪關風格的延續。汪關的兒子汪泓，得其家學，能稍變虛實，又出新意。

何、蘇、朱、汪四大家之外，明代印壇復古運動點火者之一的羅南斗，也是徽州人，他不僅輯鈐、輯刻了《集古印譜》、《印藪》和《秦漢印統》，為復古運動搖旗吶喊，同時，他本人亦工篆刻。羅逸《題羅公權印章》稱：
此藝自文博士壽承暨延年始復古觀，而何山人主臣崛起，足稱鼎立。③朱簡也把他列入與文彭、何震、蘇宣“別立營壘”的篆刻行列。羅南斗晚年授徒鄭彥平、王山子。他的兒子羅昭、羅伯、羅?及從孫羅公權都能傳其家學，尤以羅公權酷嗜篆刻，成就也高。

明崇禎最重要的一位篆刻大家江?臣同樣也是徽州人。與別人不同的是，江?臣不刻石章，以刻玉印享譽當世。江?臣身軀偉岸，氣宇軒昂，腕力尤強。篆法取法古人而參以己意，行刀自然取勢，無凝滯之病，作品為時人所重。曾說：

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后，恒覺石如宿腐，如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①

有印譜行世，程嘉燧題云：

?臣恂恂，貞不異俗，和不徇物。無山谷僻?之氣，無江湖脂韋之態。②

江?臣收學生陶碧，陶碧長隨左右，勤奮學習，盡得刻玉精髓。然而陶碧未能將江?臣的刻玉之法傳下來，至使刻玉印的技法失傳，為印壇一大憾事。崇禎十四年（1614），周亮工選輯江?臣所刻玉印成《江?臣印譜》行世，程嘉燧為其題序。

明末值得一提的徽州印人還有一位胡正言。胡正言（1584―1674），字曰從，休寧人。弘光時曾官中書舍人。他是一位著名的版刻藝術家，創制?版和拱花彩印技法，在版刻藝術和版畫史上功績彪炳。在篆刻上亦很有造詣，“精究六書，以篆籀名世”。③曾將古篆籀縮為小石刻，拓印行世，書名《十竹齋臨古篆文法帖》，頗受人們珍視。治印平實工穩，有印譜《印存初集》、《印存玄覽》等行世。《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有《印存初集》和《印存玄覽》，并稱贊說：

自明中葉，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為宗，其末流傷于嫵媚，無復古意；何以蒼勁為宗，其末流破碎楂?，備諸惡狀。正言欲矯兩家之失，獨以端重為主，頗合古人摹印之法，而學之者失于板滯，又為土偶之衣冠矣。④

鄭振鐸曾得一部《十竹齋印存》，記曰：

印章皆押于開花紙頁上，其色彩至今尤煥耀鮮明。氣魄甚大，不拘拘于摹擬秦漢印。⑤

明末印壇徽州人的一統天下，還可以從徽州印人印譜的數量上得到體現。據韓天衡《中國印學年表》，明隆慶六年（1572）至崇禎十六年（1643），共計有各種印譜93部，其中徽州人參與輯鈐、摹刻、自刻印譜45部，占全部印譜的48.9%。萬歷二十八年（1600），何震匯輯自刻印成《何雪漁印選》，開印人匯輯自刻印成譜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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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徽派篆刻的發展（1644 ―1848）

1.徽州考據學對篆刻藝術的影響

文人篆刻由對篆法的研究，轉而對刻法的重視，繼又講究篆刻合一，融筆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藝術的發展，就是在這種螺旋式的發展中，不斷升華。

文人自有文人的優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歸昌世、王志堅輩“每三人相對，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賞連舉數大白絕叫不已”，是極為痛快的。后來“三人為世故所驅，俯首干時”，①不再有刻印時的那種激情和沖動。篆刻，由于有“刻”這樣一種匠式操作過程在其中，似乎總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稱篆刻為“雕蟲小技”。但又總是抵擋不住方寸之間的那種無窮的藝術魅力，便想出點子說，篆刻的落腳點是“篆”而非“刻”，是學問而非技藝。明末清初之際，當“刻”的技法被文人們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對“字”的重視特別顯現出來。對文字淵源流變、金文刻石的研究，成為篆刻理論和篆刻藝術實踐的重點。

清代徽州考據學的興盛，代表了清代學術的最高成就。考據學雖不為篆刻而起，但它對金石文字的考證研究，對篆刻藝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徽州學者做學問，主張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注重考據。朱熹曾說：
學者觀書，必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徑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萬歷時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寫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視為考據學的發端。歙縣吳元滿撰《六書正義》12卷、《六書總要》15卷、《六書?源直音》2卷、《諧聲指南》1卷，凌立撰《字鏡》4卷，休寧詹景鳳撰《字苑》，婺源游遜撰《字林便覽》4卷。考據家鉆研字學，是為研讀經史，篆刻家鉆研字學是為辨明書體，兩者雖有側重，但并不矛盾。吳元滿同篆刻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經談到。詹景鳳雖沒有篆刻方面的記載，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書畫家和書畫鑒賞家，其孫詹吉工篆刻，有秦漢體裁，想必詹景鳳也不會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縣巖鎮人程邃，“能識奇字，釋焦山古鼎銘，辨其可識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對文字學的深厚學養，程邃借鑒鐘鼎彝器款識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謂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規戒律，“合款識錄（按：青銅器銘文）大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②開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葉，徽州出現了不少金石文字輯錄的著作。主要有江紹前《金石錄》20卷，許楚《金石錄》，吳玉?《金石文存》，方成培《金華金石文字記》1卷，巴樹谷《向藻閣金石文字記》1卷，吳穎芳《金石文釋》6卷等。

雖有金石錄，如不識金石上的文字，亦為枉然。乾隆以前，印學界對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遞演變、繆篆與正篆的區別、官和私印章名稱考訂等方面，對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談不上借鑒金石以提高篆刻藝術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齋印說》，談到古璽時說：

朱文小印，文多不識，而章法、篆法極奇古，相傳為秦印，朱修能定為三代印。白文有邊者，文亦奇古難識，末一字或謂是“汊”。按：汊，諾葉切，音捻。《博雅》云：正也。《五音集韻》云：小箱也。然則，何所取義？嘗取數印審視，左不盡是“金”，右不盡是“爾”，恐未必然。相傳為西漢印，二者竊疑之。

董洵因不懂古文字，無法考證清楚古汊，導致“汊”字的讀音和釋義的錯誤。考據學家由于精通經史，對古文字觸類旁通，往往發印學家所未能發。

清初歙人黃生撰《字詁》，鉆研文字聲義之奧。又撰《義府》，詳細考論經、史、子、集，辨證精確，開徽州考據學先河。黃生本人也是一個篆刻家，其子黃呂幼時即受庭訓，印作遒勁蒼秀，有秦漢遺風，為汪啟淑刻印多方，被收入《飛鴻堂印譜》。比黃生稍晚的婺源人汪紱，專意以考據治經，涉獵極廣，凡樂律、天文、地理、兵制、繪畫、篆刻，無所不通。考據學家汪肇龍，少時家貧，13歲進學，初習篆刻，因篆刻而通六書。后來與戴震同學于江永，專治經學。于《爾雅》、《說文》諸小學書及水經、地理、步算、音韻、器物等諸書無不博覽涉獵，師友均服其精。游京師，觀太學石鼓，于是摹而注釋之，著有《石鼓文考》。至于尊彝、鐘鼎等古篆、云鳥、蝌蚪文，寓目輒能辨析。曾為汪啟淑刻印多方，收入《飛鴻堂印譜》，與程邃、巴慰祖、胡唐齊名，為“歙四家”之一。

著名的徽州考據學代表人物程瑤田，著有專門的解字著作――《解字小記》。正因為他有著深厚的文字學功底，在為《看篆樓古銅印譜》作序時，對古汊印文中的“汊”與“私汊”進行了詳細考證：

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汊”，以謂余曰：若知“汊”為“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見銅章，有曰“某汊”者，嘗疑之，因檢《汗簡》有之，曰“ 蝗 ”字也。箝蝗之字，無當于印章。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璽”字耳。《說文》璽從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則本從土，以玉為之則從玉，以金為之或又從金也。然據《說文》：“璽”，專屬之王者，而蔡邕《獨斷》，則以“璽”為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惟至尊稱“璽”，皇帝六璽以紫泥封之。劉熙之釋“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據二書，以為“璽”，從土者從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則王者守土之說非也。今曰“王氏之汊”，則卑者稱“璽”之驗也。于是復相與披譜，見曰“?汊”，又見有“?汊爾”者，又見有“?”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璽”二字也。私璽者，卑者之璽，所謂尊卑共之者也。“璽”但用“汊”者，古文省也。

程瑤田在這里以古印考證研究印史，確認璽為秦以前印章，并認為是尊卑共之。又從“私”的考證，確認“私汊”是當時的“卑者之璽”。程瑤田以他精湛的文字學功底，解決了董洵沒有解決的古璽問題。程瑤田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篆刻家，為汪啟淑刻過印章，被收入《飛鴻堂印譜》。

由于對先秦文字不認識，篆刻家們在用大篆入印，用古璽形式創作時，往往不得要領，影響了印章的審美意趣。考據學家的介入，先秦文字開始被人們所認識，也為人們認識古璽形式美掃除了障礙，使篆刻藝術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天地。

清初至清中葉徽州考據學家介入印學領域及徽州印人印外求印的藝術實踐，帶動了徽州篆刻藝術的興旺，產生出程邃、吳?、汪肇龍、巴慰祖、胡唐、項懷述等一大批篆刻名家。而且影響波及整個印壇，如丁敬有《武林金石錄》，張燕昌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釋》等。鄧石如得到畢蘭泉家藏舊拓《瘞鶴銘》，刻“意與古會”印，跋曰：
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幾案間也；向之心悅而神慕者，今紱若若而綬累累在襟袖間也。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丁敬、張燕昌、鄧石如后來都成了篆刻大家。金石與篆刻也結下了不解之緣，一度金石也似乎成為篆刻的代名詞。

2.徽商對篆刻藝術的支持。

從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的三百年間，是徽州商業經濟最為發達的時期，同時也是徽派篆刻發展最興盛的階段。因徽商的富裕，人們追求風雅，人文風氣濃厚。商人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錢，大量收藏各種古玩字畫，為藝術家們借鑒古人的創作經驗提供了直接觀賞臨摹的機會。

明嘉靖時期著名墨商羅龍文，家中富有，收藏了大量的古董、法書、名畫、印章，其子羅南斗又獨愛印章，精鑒賞，亦能刻。羅龍文曾為嚴世藩幕僚，與嚴世藩同死于西市。家難后，古玩字畫盡皆散佚，惟印章由羅南斗保存未失，后羅南斗借以協助顧從德輯鈐成《集古印譜》行世。羅南斗的后裔羅逸《題羅公權印章冊》稱：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內史畜法書名畫甚富，故得多見往代金石遺文，其工于印章有自矣。內史任俠饒智，佐明胡襄懋平島寇有功，至今人能道之。又嘗仿易水法制墨，堅如石，紋如犀，黑如漆，一螺直萬錢。后坐事見籍，獨古印章存，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行之，今云間顧氏印譜、海陽吳氏印譜是也。①清代，徽商收藏更富，“休歙名族，如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鑒家所津津稱道”，①其中自然也有大量的古璽印章。談到徽商對篆刻藝術的支持和貢獻，我們不能不特別要提到汪啟淑。

汪啟淑（1728―1800），字慎儀，號?庵、秀峰，歙縣綿潭人，業鹽于浙，僑寓錢塘。工詩好古，收藏甚富，尤嗜印章，自稱印癖先生。搜羅古璽以及秦、漢迄至元、明歷代印章數萬方，又曾于巨珠上刻作篆文，以補諸品未備。相傳錢梅溪有漢“楊惲”二字銅印，汪啟淑欲得之，錢不許，于是長跪不起，錢不得已，笑而贈之。輯有《集古印存》、《漢銅印原》、《漢銅印叢》、《靜樂居印娛》等印譜20余種。他憑借雄厚的財力，廣泛接交印壇名人，如林皋、吳?、丁敬、黃易、黃呂、張燕昌、吳兆杰、董洵、王轂、汪肇龍、桂馥、程瑤田、汪士慎、潘西鳳等100余人，邀約篆刻印作，先后收集當時知名的篆刻家作品3000余方，因而編輯厘訂，鈐印成《飛鴻堂印譜》5集40卷行世，風行一時，成為乾隆時期印壇名手作品的集中匯展。收錄入《飛鴻堂印譜》印作的作者，汪啟淑又另編著有《飛鴻堂印人傳》（后易名《續印人傳》）8卷，與《飛鴻堂印譜》一同行世。汪啟淑以一人之力，鈐拓眾多的古印譜，又匯輯鈐錄當代人的篆刻作品，為印人借鑒古代優秀作品和了解當代印人風格提供了條件，繁榮了乾嘉時期篆刻藝術創作。汪啟淑雖為徽州人，但他常居杭州，其飛鴻堂作為浙人的聚會場所，客觀上為浙派篆刻的興起起到了促進作用。

對一些貧困的印人，徽商也給予了直接的經濟支持。歙縣人張鈞，字鏡潭，家世力田，然生而好古，“稱貸戚友購覓陳倉、石鼓、禹穴、嶧山諸碑，忘餐廢寢，昕夕研究而討論焉。遂兼工制印，刀法即蒼勁古雅，殆天賦也”。但自身的貧困使他不能安心篆刻藝術。“有邗溝族人某，雄于貲，重其誠實，延佐理財，鏡潭亦藉以少裕”。②由于有同族商人的幫助，張鈞不再為生計發愁，終于能安下心來進行篆刻創作，有《鏡潭印賞》10卷行世。

徽商屬于一個文化修養水平較高的社會階層。他們或“先賈后儒”，或“先儒后賈”，或“亦儒亦賈”。做官不成，亦可弄文，吟詩作畫是儒商的一種表現，篆刻同樣也是商人附庸風雅的一種形式，甚至在商人群體中產生出一些篆刻大家。

羅南斗為徽商后裔自不必說。金一甫“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學”。①在徽州“家擁多貲”者，一般為商家，可以斷定，金一甫是出身商人之家。清初休寧米商汪濤，精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②歙縣人汪芬，字桂巖，出身鹽商世家，除習科舉制藝之外，凡詩古文辭亦涉獵，并喜篆刻。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啟淑“歸綿津掃墓，桂巖過存下榻予齋，朝夕相與討論，時有新意，發人所未發。作詩亦頗清晰。因將大小石數十枚俾刻，并語以考別古文、繆篆。出示所藏古人印譜，而技益進。其印組題跋，亦瀟灑有致”。③歙人黃塤因其父在杭州經營浙鹽，以商籍補博士弟子。“工大小篆、八分書，畫墨菊頗饒幽致，寫蘭竹則又雙管交飛，解悟昔人怒喜行筆之旨。復寄興篆刻，宗蘇嘯民、吳亦步，章法、刀法古樸蒼勁”。④程瑤田也是出身徽商世家，乾隆十年（1745）曾至杭州應商籍試。其子程培在揚州經營鹽業。歙人徐履安為大鹽商徐贊侯的侄孫，“工篆籀，人呼為鐵筆針神”。⑤歙人兩淮鹽業總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敵國，家中收藏甚富，喜延名流，當時的一些篆刻名家均與其有交往，座客常滿，極一時文酒之盛。兄弟子侄輩或商或儒，有的擅長詩文書畫，有的則精工金石篆刻。如江恂“收藏金石書畫，甲于江南”；江昱“工詩文，精于金石”。⑥乾嘉時期歙縣漁梁巴氏經商世家，出了巴廷梅、巴慰祖、巴樹谷、巴樹?、巴光榮四代五位篆刻家。其中巴慰祖從小就愛好刻印，他說：“慰糠秕小生，粗涉篆籀，讀書之暇，鐵筆時操，金石之癖，略同嗜痂。”⑦巴慰祖的外甥胡唐，在舅舅的影響和帶動下，也酷愛篆刻。由于巴慰祖嗜印，二個兒子及孫子、外甥也好印，不能安心經商，以致到了晚年，家道中落，只好為人作書、篆刻自給。雖然經濟上窮了，但篆刻水平卻得到了提高，聲名流溢。巴慰祖、胡唐同時被列入“歙四家”，發揚光大了徽派篆刻藝術。

3.眾多的篆刻創作隊伍

清代印人同明代相比，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文人氣息更濃了。何震、蘇宣、朱簡、汪關、金光先、江?臣純粹是以印人的身份立足于印壇，但清代的印人或為官，或為商，或從醫，或善于詩，或長于畫，或從事經史研究，甚至集儒商醫于一身，熔詩書畫印于一爐，這樣一來從事篆刻創作的人也就更多。特別明末清初是中國畫獨一無二的表現形式――詩文、書法、印章和圖畫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定型階段，故對文人畫家來說不僅畫要畫得好，詩文、書法功底要厚，最好能自己刻印。就是不會刻印，也一定要找篆刻高手為自己刻上幾方精美的印章，為書畫作品增輝。無疑這對篆刻藝術創作促進很大，清初至道光間徽州涌現出100多位印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書畫家兼篆刻家，其中程邃、鄭 ?、戴本孝、黃呂、汪士慎不僅在印壇名盛一時，在畫壇更是譽隆天下。項懷述、巴慰祖、胡唐則是書壇大家，項懷述有“八分一字百金酬”之譽，①巴慰祖隸書被稱“有建寧延熹遺意”。②詩、印兩棲的大家有汪炳、汪鎬京、吳?等。

汪炳和程邃跨明清兩代，但他們的篆刻創作活動主要在入清以后，是徽派篆刻確立和發展階段承先啟后的兩位重要代表人物。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墅人。明崇禎時，其父和兄均在北京為官，汪炳生于北京。少時讀書，過目成誦。其兄精篆隸真草四體書法，是以汪炳于書法特有家學。清兵入關以后，全家南遷，移居杭州。見朱簡《印譜》，特別喜愛，于是握刀摹刻，得其意趣。③后來在揚州遇到程邃，談起篆刻，彼此拿出各自的印譜互相求證。程邃對汪炳的篆刻技藝極為嘆服，握著汪炳的手說：“始吾自以為無塒者，今見子，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汪炳笑著說：“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善，吾不為也。”高鏡庭酷嗜程邃的印作后，看到汪炳的印作后，前往拜訪汪炳，抓著汪炳的衣袂說：“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當時浙中的篆刻名手徐念芝聞其名，見其印，亦拜其為師。從汪炳學的還有吳下揚敏來諸人。

程邃（1607―1692），④字穆倩、朽民，號垢區、青溪、垢道人。歙縣巖鎮人，生于云間。明末歙縣諸生。早年曾入兵部尚書楊廷麟幕中為僚屬，因議論朝政，被流寓白門十余年，剛得解脫，又因議論“馬士英眼多白，必亂天下”而遭迫害，險些喪命。入清后寓居揚州，專以書畫篆刻自娛。博學、多能，工詩善文，書、畫、篆刻均有很深的造詣。繪畫純用枯筆渴墨，干皴中滿含蒼潤，簡單中富含重重變化，在畫界自成一格，是清初畫壇宗師。篆刻朱文仿先秦璽印，以鐘鼎款識入印；白文精探漢法，刀法凝重。清順治時，輯鈐有《程穆倩印藪》行世。施閏章順治十七年（1660）作《程穆倩印藪歌》七古一首：

黃山山人真好奇，性癖膏肓不可治。雕鏤文字壽琬琰，蟲角錯落蟠蛟螭。
苦心愛者有數子，摩挲只字等禹碑。亦如昌黎推作者，險奧不廢樊宗師。
九月邗關木葉下，山人邂逅同僧舍。自言好古非雕蟲，篆籀周秦足方駕。
詰曲迷離多不辨，相逢十人九人詫。可憐古籍秦火焚，存者如縷金石文。
峋嶁鐘鼎盡奇字，恍惚天矯凌浮云。今人能手類刻木，仰唇俯足徒紛紛。

豈若山人眼空六書與八分？驚魂駭目天下聞。噫嘻！山人好古不能長得食，何如歸老黃山三十六峰之南北。赤文綠字藏其間，風雨千年無剝蝕。①程邃又有自輯《印譜》二冊，《中和月刊》第1卷第9期（1940年9月）娛湛老人《印林清話（上）》一文載：

明人程邃字穆倩，號垢道人，性嗜藏印，亦喜雕刻。嘗集印譜冊頁兩本。上冊古印，下冊所治之印，意殆示人以己刻胎息古人。冊尾有鄭板橋燮題字，為?翁舊藏，曾見于?翁之孫菊曾部郎陶處。菊曾歿后，上冊歸津沽孟伯方手。其下冊由菊曾之子質于海豐吳氏。事閱廿年，不知流轉何許，恐難為延津之合劍矣。

上冊今已不知下落。下冊啟功先生曾見，汪世清先生說，啟功告訴他“程穆倩印譜冊，素冊十開半，分粘印拓357枚。冊頁副頁鄭板橋題二開，冊后副頁鄭板橋題一開半，何子貞題一開。”據說此下冊今存文物研究所。

程邃之子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有《程萬斯印存》行世。王概《山飛泉立堂稿》有《程萬斯印存序》，稱程邃“晚年諸作皆出萬斯手也，惟吳文禧公能區別之”。程邃的兒女親家吳山亦能刻印。吳山之子、程邃女婿吳萬春篆刻步其岳父法，唯刀法稍弱。

明清之際，翻天覆地的朝代更換和社會動亂，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處于下層的文人及藝術家由于強烈的民族意識，不愿為新政權服務，無論其思想意識或生活經歷，都給他們的創作帶來一定的影響。鄭?和吳?的篆刻創作，就是在這種矛盾和貧困中進行的。
鄭?（1633 ―1683），字慕倩，號遺?，歙縣鄭村人。本名? ，入清后移日于左，寓無君之意，以布衣終老山林。工詩善畫，精于篆刻。鄭?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氣節的遺民，在生活極其貧困的情況下，堅持不與官場人士交結，“簪紱中人有愿近昵者，哭拒之，或先避去，雖堅請不出也。饑則以詩畫易米，然以金帛干之則必不與，即或成幅亦毀之。”①所著《拜經齋日記》記載鄭?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十五年（1676）的生活日記，其中經常談到有關篆刻的情況，如在康熙十一年（1672）四、五、六三個月的日記中記載：
四月廿二……得頌月聯章致于鼎，印章屬之仲云，并至一字托錄姚公詞。
廿七。畫梅竟日。為只承二印章。
五月五日，午晴。薄醉后，步月理連月月句，僅得六章。
七日，雨……為只承懶齋印章。

八日，下郡……過允凝，不值，乃子銘二少款習為篆刻事，出所制相質。
六月五日……篆“大癡”、“云林”、“章候”、“梅壑”諸印章，蓋以饑年少為生發，亦當慎所施。
七日，寒食……為昭候二章，祀先。
十八日。王卜臣貺香索印章。
十九日。為卜臣印章。
廿一，雨。為卜臣二章。
廿五。待米而炊，披雨入鎮，二十里淋漓往返，諸事未遂。留卜臣樓頭少話，致印章潤筆，少濟饑渴。
廿六。再入鎮。晨起再為卜臣印章，遂攜付之。
廿九，陰。治諸印璞，竟日為王天章印章，為御周二印章，自欲制用者仍十數方。①從《日記》中我們不難看到鄭?治印的勤奮和生活的艱辛。同時，也得知篆刻藝術在士民階層已經得到普及，印章如同書畫一樣，已經成為一般市民的收藏品。
吳?（1638―？），字仁趾，歙縣人寓居揚州。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其父殘遭兵燹去世。其時吳?年僅8歲，與母避亂金陵，得以幸免于難。母親毀容教養吳? ，親授《漢書》與《孝經》。成年后學詩于吳嘉紀，復移家揚州。詩余習篆刻以治生，頗得時譽，周亮工尤為贊賞，稱吳 “每于兔起鶻落之余，別生光怪，文三橋、何雪漁所未有也”。并說：“予最好雉皋黃濟叔、黃山程穆倩印，兩君年皆近七十，蒼顏皓發，攻苦此道數十年，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復及此，其年與濟叔、穆倩齊，其所造當十百兩無疑也。濟叔已矣，同穆倩后先振起廣陵，舍仁趾其誰與歸？”②吳嘉紀亦有詩贊曰：

旅舍沽醪重話故，自言篆學攻朝暮。石上吾初運鐵刀，鐫成人曰如銅鑄。
此藝前推何雪漁，以刀刻石如作書。僻壤窮陬傳姓字，殘章斷跡勝瓊琚。
?也何君同一里，須知助腕有神鬼。手底靈奇甫著名，?城車馬多尋爾。
昨日空囊今有錢，糴糧糴菽上歸船。辛苦高堂頭已白，好憑微技養余年。

①作為書畫家，戴本孝、黃呂、汪士慎、項懷述在篆刻上的貢獻亦不亞于其在書畫上的成就。

戴本孝（1621―1693），字務旃，號鷹阿山樵，前休子，休寧隆阜人，寓和縣。其繪畫擅用　干筆焦墨，意境枯淡，形式簡遠。篆刻以先秦小璽入印，章法、刻法均老道。康熙二年（1663）為冒襄刻有一方六面印，設計獨特，有葫蘆、鐘、方、圓、橢圓等形式，攜帶方便，構思頗具匠心。

黃呂，字次黃，號鳳六山人，歙縣潭渡人。幼承家學，工詩文，精繪事，能書法，擅篆刻。所刻印章遒勁蒼秀，有秦漢遺風。每作畫成，輒題詩幀首，以自所鐫印鈐，人謂之具四美。與汪啟淑交厚，在為汪啟淑刻“天君泰然”印時，邊款題贈絕句一首：

頻年多病萬緣灰，然習雕蟲興未衰。聞說冰斯今再見，特攜新制訪尋來。

門人黃宗鐸“篆刻勁秀入古，論印以章法為本，刀法次之。又手摹印章二帙，幾與印章無別”。②汪士慎（1686 ―1759），字近人，號巢林，休寧人，寓揚州。自幼勤奮好學，多才藝，詩書畫印都有很高造詣。乾隆四年（1739），左目失明，但心志不衰，寫字作畫，“工妙勝于未瞽時”。并刻有“左盲生”、“尚留一目著花梢”、“晚春老人”、“一生心事為花忙”等閑章，以志其情。篆刻取法小篆，結合漢印結體與章法，能破能收，自成格局。其章法往往在平穩中求變化，變化中求統一，很有韻味。

項懷述（1718―？），又名述，字惕孜，號別峰，歙縣桂溪人。幼從外舅吳云門學習詩文，吳云門間或自制小印，項懷述亦仿效操刀，不數年即登堂入室，慕名求印者甚眾。后以眼疾，不再刻印。乾隆五年（1740）其父去世，守孝之余，又稍稍從事篆刻，并以示族叔項青來。青來精于篆刻，認為懷述篆刻有功底，勸其輕易不要放棄。懷述遂勤于操刀，直溯秦漢，技益進。不久又以左目看不清停手。乾隆二十四年（1759），“復尋舊業作消遣法，手持三寸鐵，日與片石共語。聞者咸持石索篆，案上石恒滿，閉戶據案奏刀砉然，亦不計其工拙也。”并以所作匯輯成《伊蔚齋印譜》和《黃山印冊》行世。鄭燮為《伊蔚齋印譜》題詞：

追蹤兩漢入先秦，賴古堂中集印人；?曉風流開下相，波齋穆倩是前身。

同里有項根松、項道?、項綏祖俱精繆篆與繪畫，與項懷述齊名，曹文埴稱之為“南河四項”。

這一階段的篆刻名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還有汪鎬京、王轂、孫克述、吳兆杰、方成培等。

汪鎬京（1634―1702），字宗周、快士，號洋湖居士，歙縣古唐人。安貧樂道，不求仕進。工詩，精于篆刻。著有《紅術軒山水篆冊》4卷、《紅術軒印范》1卷。隨著印章普及和鈐拓的需要，對印泥的質量要求愈來愈高。汪鎬京對印泥進行研究，著有《紅術軒紫泥法定本》1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行世。《紅術軒紫泥法定本》分為“砂要染法”、“艾要紅法”、“油要灑法”、“合印色法”、“用印色法”五部分，對如何制作印泥進行了詳細敘述。

王轂，字御菝，號東蓮，黟縣人。少嗜臨池，精鑒賞，訪求周彝秦鼎法帖碑版不遺余力。后從事六書研究，愛好篆刻，經常與吳兆杰、汪肇龍一起，探討六書淵源，切磋刀法急鑿緩鑄之道，章法、刀法深得古意。黟縣現存其“岱峰”石刻手跡。

孫克述（1700―？），字汝明，黟縣人。少有文譽，因科舉不得志，遂究心六書，寄情篆刻。經常至郡城同吳兆杰、汪肇龍、程瑤田、巴廷梅一起討論六書淵源，追蹤秦漢古印。章法、刀法高古渾樸，超絕時流。暇時臨池學書，以晉人為師。梁?對其書法、篆刻作品，極為贊賞，曾寄書獎許。

吳兆杰，字雋千，號漫公，歙縣城里人。幼師從同邑吳天儀學習，通六書，精篆刻。性豪俠、詼諧，治印收入多用于購買法書、古物，亦隨手散盡。乾隆十五年（1750）春，汪啟淑因事歸歙，身體欠佳，閉門謝客。兆杰一日直入寢榻，與啟淑討論印事。汪啟淑《續印人傳》載：

庚午春，予以事牽，歸歙對簿，閉關卻軌，謝絕親朋。而漫公謬信時譽，數叩門欲見。一日直入寢榻前，余方抱疴力疾，與之討論者竟日。漫公以平生無知己，獨許余為賞音。于印章一道，名雖籍籍，然好之者盡如葉公龍耳，惟余識其派別高古，刀法秀雅，迥異時流。相與抵掌歡笑，竟忘憂患中。為余作大小十余印，自具本來面目，頗臻三橋、主臣妙境，絕不類天儀之作。所謂冰寒于水，青出于藍耶！

乾隆二十年（1755）秋當汪啟淑再次歸歙，兩人相見，汪啟淑認為此時的兆杰印作“更蒼老，而各體俱工，于文、何兩君外，另開生面”。①按：“吳士杰”系“吳兆杰”之誤，同書卷四《王轂傳》載王轂“日與漫公吳兆杰、家明經肇隆游”；又民國《歙縣志》卷十《方技》亦記為“吳兆杰，字雋千，號漫谷”。兆杰不僅能刻石，而且還能刻金、玉、晶、牙、瓷、竹，款識尤為精絕。

方成培（1731―？），②字仰松、后巖，號岫云，歙縣橫山人。幼聰慧好學，體弱多病，因此杜絕科舉入仕之念，自學醫道、古詩文、樂律。對詞曲、傳奇方面造詣很深，著有《雷峰塔傳奇》行世。暇時習篆刻，“工程邃一家，極古致磊落，然非賞音、工書畫、佳石舊凍，不屑奏刀”。③同汪啟淑交厚，為其刻印多方，收錄入《飛鴻堂印譜》。有《后巖印譜》行世。

3.徽派篆刻在清代早中期印壇上的主導地位

清初，印壇名手輩出，開始打破徽派一統天下的局面。如林皋崛起于常熟，篆刻古雅清麗，疏密得當，頗有時譽。當時的一些書畫名家王?、惲壽平、吳歷、高士奇、揚晉、徐乾學用印多請他刻。因他原籍福建莆田，故有“莆田派”之稱。許容興于如皋，取法秦漢，篆法工穩，章法疏朗，功力深厚老到。對印學理論頗有建樹，著有《印略》、《印鑒》、《韞光樓印譜》、《谷園印譜》、《說篆》等，人謂之“如皋派之祖”。但是，由于徽派篆刻有程邃、吳? 、項懷述、巴慰祖、汪肇龍、胡唐等領軍人物，在清代早中期印壇上仍占主導地位。

我們先來看看程邃的影響，清初馮泌曾說：程穆倩名冠南國，以余所見不過數十印，不足概其生平，以所見論之，白文清瘦可愛，刀法沉郁頓挫，無懈可擊，然未脫去摹古跡象也；朱文宗修能而又變其體，近日學者愛慕之。①晚清魏錫曾更說：程穆倩崛起文、何之后，真豪杰士。余于亂后得其所刻“一身詩酒債，千里水云情”十字印。其遺跡，世間亦頗有存者。己未秋，在荊溪晤王君立齋，得見所藏程譜三百余方，大觀也。穆倩朱勝于白，仿秦諸制，蒼潤淵秀，雖修能、龍泓、完白皆不及，余子無論矣。②魏錫曾精于印學，法眼如炬，他認為朱簡、丁敬、鄧石如都不如程邃，足見程邃在印壇的地位。從清初至現代，很多印人私淑程邃。嘉興俞廷槐，“工摹印，白文宗程穆倩，朱文宗朱修能”。③浙江山陰趙丙?，“摹印初師曙湖，繼學勝代朱修能，后又一變而宗程穆倩，古拙中含蒼秀”。④就是一些開宗立派的大家，也從程邃的印作中汲取營養。如黃易“葆淳”印款記載，“以穆倩篆意，用雪漁刀法，略有漢人氣味”。趙之琛“高頌稿山”印款記載，“次閑為稿山仿穆倩老人”。

吳?與程邃同時而稍晚，篆刻“不規規學步秦漢”，往往把自己對印學的理解滲透到刻印中。周亮工號稱“印癖”，同印人切磋交談，認為“少有當予意者”，但他對吳卻刮目相看，“欣欣嘆觀止”。認為繼程邃后而起的篆刻大家，“舍仁趾其誰與歸”。⑤吳嘉紀也把吳?同何震相提并論，足見其影響之大。

項懷述繼起于乾隆年間，他精于字學，著有《隸字匯》10卷和《隸法匯纂》10卷，對六書有很深的研究，這對他的篆刻是極有幫助的。鮑倚云說：別峰沿波?源，諸體精審，不為贗古，不趨時妍，一澤于雅，而一歸于典。豈惟不為文，何所囿，即櫟下老人與其所稱諸名家，莫之或先矣。①王國棟把項懷述比作程邃：

漢?秦碑自有真，摩挲金石著精神。不工甜美惟中正，此是當年垢道人。②汪秦均則把項懷述當成徽州一脈正燈何震、程邃的繼承人：吾鄉鐵筆數何、程，前輩風流君嗣興。世上雕搜原不少，何人傳得漢明燈。

③項氏所著的《伊蔚齋印譜》在當時的篆刻界曾引起轟動。

乾隆、嘉慶年間的汪肇龍、巴慰祖、胡唐加上程邃，被世人稱為“歙四子”，是清代早中期徽州印壇上的中堅力量。程邃與汪肇龍、巴慰祖、胡唐三人相距一個世紀，休寧程芝華對這四人特別推崇，精心摹刻四人印作，并匯輯為《古蝸篆居印述》4卷行世。他認為：新安印人自吾邑何主臣、歙程穆倩后，幾成絕學，汪學博雅川、巴內史晉堂、胡典籍子西繼起，皆力追上乘，討源宿海，得周、秦不傳之秘旨。其兄程芝云亦云：

歙四子之印皆宗秦、漢，汪與巴用高曾之規矩者也，若吾家垢道人，因尸秦、漢，而上稽秦、漢以前金石文字為之祖，而近收宋、元以降趙、吾、文、何為之族，故爐橐百家，變動不可端睨，胡子亦尤此志也。①由于程、汪、巴、胡四人雖名聲較著，但印譜流傳不廣，人們難以見到他們的真跡。程芝華的摹作頗得原作風采，遂使世人賴此書一睹四人風貌，“歙四子”的名號也由此叫響。程邃已作詳細介紹，不贅述。

汪肇龍（1722―1780），原名肇?，字稚川，號松麓，歙縣人。作為一名考據學家，他對字學有著很深的研究。從《飛鴻堂印譜》收錄的他的印作來看，朱文多以小璽及鐘鼎款識入印，秀雅多趣；白文法秦、漢，蒼茫渾厚，印風同程邃接近。

巴慰祖（1744―1793），字雋堂、晉堂，號予籍，又號子安、蓮舫，歙縣漁梁人。巴慰祖是個多面手，無所不好，亦無所不能。家藏法書名畫、金石文字、鐘鼎尊彝很多，工篆隸摹印。喜歡仿制古器物，如舊器一般無二致，雖精于鑒賞者，也無法辨偽。又能作畫，山水花鳥都會，然不耐煩皴染，絕少作畫。篆刻浸淫秦漢印章，旁及鐘鼎款識，功力深厚。晚期印作風貌樸茂古拙，早期印作趨于雅妍細潤、端整純正。汪肇龍、巴慰祖、胡唐三人中，以巴慰祖聲譽最隆，交游也廣。董洵與巴慰祖曾在漢上相聚刻印，互有酬往。晚清趙之謙素以篆刻自負，曾在自用印“趙印之謙”上題“龍泓無此安詳，完白無此精悍”跋語。但他對巴慰祖卻極為心折，“嘗謂近作多類予籍”。②黃賓虹自刻“黃質賓虹”白文印，沙孟海亦稱，“風格逼似巴予籍”。③胡唐（1759 ―1838），④初名長庚，字子西，號?翁，別署城東居士，歙縣城里人。精篆書，善治印，摹秦漢以下至程邃印，皆逼肖入微。印風如其母舅巴慰祖，風格婉約清麗，所著行書邊款尤為精絕。道光七年（1827），程芝華摹刻“歙四子”的《古蝸篆居印述》行世時，胡唐仍在世，并為題“古蝸篆居印述”書名，又作有《古蝸篆居印述序》。程恩澤特別看重胡唐，他在《古蝸篆居印述序》中說：

我歙藝是工者，代有其良。吾宗季子，能作能述，集四賢于一鄉。古蔚若程，古琢若巴，古橫若汪。惟我胡老，能兼三子之長。

從程邃到胡唐，徽州印人沿著追蹤秦漢，從鐘鼎尊彝款識和璽印形式上吸取營養的創作道路上不斷進取，終于趨于成熟，形成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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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徽派篆刻的后振（1849―1955）

1.“浙派”和“鄧派”興起對徽派的沖擊

從明嘉靖、萬歷文人篆刻藝術體系的確立到清雍正時代，除了文彭以外，還沒有人能擁有與何震、蘇宣、朱簡、汪關、程邃相杭衡的印壇地位。

乾隆初期，丁敬開始嶄露頭角。丁敬出身于商賈之家，矢志向學，工詩文，善書法、繪畫，尤究心于金石、碑版文字的探源考異。篆刻宗法秦漢，能得其神韻。他強調刀法的重要性，主張用刀要突出筆意。丁敬曾寫過二首論印詩。

《說文》篆刻自分馳，嵬瑣紛綸炫所知。解得漢人成印處，當知吾語了非私。
古人篆刻思離群，舒卷渾同嶺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① 這兩首詩體現了丁敬的篆刻藝術觀。我們前面談到，入清以后，篆刻家往往把對金石文字的研究作為篆刻藝術實踐的重點。固然，對金石文字的研究有利于篆刻創作的一面，但如果僵化地來看待金石文字同篆刻藝術的關系，把摹古當創作，死守大小篆和《說文》的藩籬，只能扼殺掉人們的藝術創造力。康熙、乾隆時期的印壇正是這種泥古之風盛行，死守文字藩籬的最為保守的時期。許容說：文須考訂一本，不可秦篆雜漢、唐，如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混雜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雜廁，即不成文；異筆雜廁，即不成字。①《飛鴻堂印譜?凡例》也規定：篆書文體紛紜，即大、小二篆，亦不可混淆。若差之毫厘，即失之千里。雖鐫刻精工，而篆文舛錯，汲古者所竊笑也。是編纖微不茍，稍介疑似，輒即訂正。

但丁敬卻認為“文字”同“篆刻”是“分馳”的，前者是文字研究，后者是藝術創作。他還強調了藝術創作的個性化，主張“思離群”。漢印自有漢印的卓越，六朝、唐、宋印也有六朝、唐、宋印的妙處。藝術創作不能自劃框框，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凡有利于藝術表現，漢印也罷，六朝、唐、宋印也罷，都應該吸收。丁敬的見解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所以他的篆刻超越了同時代的印人，為當時沉悶的印壇帶來一股清新之氣。

丁敬乾隆十年（1745）在西湖東皋吟社與汪啟淑相識訂交，基于對詩文、篆刻的共同愛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當時汪啟淑已經著手輯刻《飛鴻堂印譜》，于是便邀請丁敬參與印譜的厘訂和篆刻。丁敬記其事：予生平不喜作閑散章，謂其浪費筆墨，不足以名世。乃自與秀峰共東皋吟社，稱詩頌酒，友契于心，深重其好古專篤，藏書百櫥，工吟詠。得古印幾盈萬鈕，匯為印存。又集時賢張子盤石、錢君樂父、王君子復輩，不惜重聘，延之家園，相與參訂商榷集名人韻語，鐫諸佳石，悉合于古。海內高手大半皆出其門，誠所謂廣廈千間，使寒士歡顏，古今藝林中一大觀也。予老且衰，?足拭目以望，復所敢泥古鮮通，以為群賢所笑耶！因刻石以應命。②對于汪啟淑酷嗜金石篆刻，丁敬非常敬重，多次談到并為其刻印：

吾友秀峰博雅好古，凡秦、漢金石及古人真跡無不搜羅，今以舊作斗印索刻，予應秀峰之請者，蓋喜其石之佳也。

吾友汪君秀峰篤嗜金石，能別真偽，收藏富有，因篆“吉金樂石”印以貽之。①同樣，汪啟淑對丁敬的篆刻創作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丁敬的篆刻“古拗掰折，直追秦、漢，于主臣、嘯民外另樹一幟。兩浙久沿林鶴田派，鈍丁力挽頹風，印燈續焰，實有功也”。②汪啟淑的評語為以后浙派的興起，作了輿論先導。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著《多野齋印說》，認為：杭州丁布衣鈍丁匯秦、漢、宋、元之法，參以雪漁、修能用刀，自成一家，其一種士氣，人不能及。

當然，在乾隆時期，丁敬的成就還只是他個人的成就，但丁敬已經具備了同何震、蘇宣、朱簡、汪關、程邃相抗衡的條件。乾隆以后，丁敬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尤其以追隨丁敬印風的杭州人蔣仁、黃易、奚岡為代表的浙江印人在當時的印壇上形成一股勢力，丁、蔣、黃、奚被合稱為“西泠四家”。之后，陳豫鐘、陳鴻壽相繼崛起于杭州，合稱“西泠六家”。同治年間，丁丙又合趙之琛、錢松為“西泠八家”，亦稱“浙八家”，成為浙派中堅。

丁敬去世時，鄧石如23歲。兩人身世相近。少年時代的鄧石如因家庭貧困，曾以砍柴賣餅維持生計，暇時隨父親學習書法和篆刻，甚工。后游壽州，得到梁?的賞識，經梁?推薦入梅繆府中為客。梅氏家中有很多金石文字，因得以觀賞歷代吉金石刻，每日晨起研墨盈盆，至夜分墨盡乃就寢。歷八年，藝乃大成，四體書功力極深，號稱“我（清）朝第一”。③他的篆刻得力于書法，篆法以“二李”（李斯、李冰陽）為宗，而縱橫辟闔之妙則得之史籀，間以隸意，線條渾厚天成，體勢開張飄逸。朱文印參以宋、元印章，白文印參以漢印，印風以茂密多姿見情致，章法疏密自為，刀路紆徐安適。鄧石如曾說：“刻印白文用漢，朱文必用宋。”④此見解與丁敬“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一致，向印必言秦、漢的泥古派展開挑戰。丁敬、鄧石如不棄宋、元的立場，遭到印壇一些泥古衛士的譏笑。百年后，黃士陵還頗為感慨地說：或譏完白印失古法，此規規守木板之秦、漢者之語。善乎，魏丈稼孫之言曰：“完白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卓見定論，千古不可磨滅。陳勝投豐，武侯抱膝，尚不免為偶耕淺識者之所嗤笑，況以筆墨供人玩好者耶！① 鄧石如還開創了“以漢碑入漢印”的先例，吳讓之稱之為“獨有千古”。②晚清大家趙之謙對鄧石如極為推崇，稱鄧石如“字畫疏處可走馬，密處不可通風，即印林無等等咒”。③吳讓之是鄧石如的再傳弟子，趙之謙稱贊“讓之于印，宗鄧氏，而歸于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于印為能品”。④

鄧石如與丁敬走的是不同的創新之路，他們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他們開創的印風，成為清代后期印壇主流風格。浙派和鄧派的興起，對一直居印壇盟主地位的徽派造成很大的沖擊。尤其丁敬之后產生出來的一批浙派大家，如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錢松，鄧石如之后產生出來的鄧派大家吳讓之輩，均為一時彥俊，聲譽隆盛。同時咸豐、同治之際，徐三庚、趙之謙等合浙派、鄧派為一家，獨樹一幟，名聲鵲起，成為印壇新軍。而汪肇龍、巴慰祖、胡唐本身就很難同丁敬、鄧石如相比肩，后繼更乏人。雖然道光、咸豐、同治時期徽州印人很多，如歙縣張淦有《寶墨齋印略》、鄭沛有《黃山印冊》、鄭基太有《拙吾齋印賞》、曹應鐘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齋印譜》、程奐輪有《槐瀕印存》、程得壽有《寶善堂印譜》、仰嘉祥有《摹印要訣》、汪維堂有《摹印秘論》、曹贊梅有《肖石印存》、程德馨有《十友齋印賞》、程鴻漸有《印苑》、葉熙錕有《學劍庵印存》，休寧朱霞有《月潭勝景印志》、胡之光有《桐岡草堂印稿》，黟縣胡宗?有《松舫居士印譜》、汪聯松有《璞齋印譜》、孫光祖有《拙軒印譜》、丁云萼有《陰騭文印譜》、胡一貞有《印存》，績溪周懋泰有《松石齋印譜》、胡本琪有《靜虛精舍印譜》、程份有《紅蕉館編年印譜》等，但真正有成就的卻極少極少。這時的徽派已經走入低谷。到了光緒時期，蟄伏中的徽州印人終于又產出一個能夠同趙之琛、錢松、趙之謙、吳讓之等印壇大家相抗衡的篆刻奇才黃士陵，帶動了徽派篆刻的振興。繼之繪畫大師黃賓虹兼及篆刻，為徽派篆刻再添薪火。
2、黃士陵對徽派篆刻的振興

黃士陵（1849 ―1908），字牧甫、穆父，號黟山人、倦游窠主，齋名蝸篆居、延清芬室、舊德鄰屋、古槐鄰屋，黟縣黃村人。其父黃德華精通《說文》，擅長小篆，工詩文，有《竹瑞堂集》行世。黃士陵自幼在父親的教誨下讀書習字，與書藝結下不解之緣，八九歲時即能操刀治印。十四歲父母相繼亡故，加上當時徽州正值太平軍戰亂，迫于生計，與弟厚甫到江西南昌澄秋軒照相館，以寫字、作畫、刻印謀生。江西學政王鳴鑾很賞識他的書藝，到處為他延譽。在南昌期間，他出版了一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印譜》，其弟厚甫為之跋，稱：兄八九歲時，詩禮之暇，旁及篆刻，自鳥跡蟲篆，以及商盤周鼎、秦碑漢碣，無不廣為臨摹。至今積二十年，酷暑嚴寒，未嘗暫廢，其嗜之篤，至于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近鐫《心經》一卷，章法典雅，運刀如筆，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

這是黃士陵摹擬名家印風的結集，體式較雜，但卻為他帶來了“能印”的名聲。

光緒八年（1882），黃士陵離開南昌到廣州謀求發展。在廣州得到宦游在此的衡陽書畫篆刻名家符子琴的揄揚推介，代訂潤格，很受文人歡迎。

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經薦舉入國子監學習，得到吳大? 、王懿榮、盛昱等名家指授，廣泛涉獵三代秦漢的金石文字，擴大了視野。是年秋九月，他在“光緒乙酉續修鑒志洗拓凡完字及半勒可辨者尚存三百三十余字別有釋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學錄蔡賡年記”印款中說：“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勻便嫌板滯，疏密則見安閑，亞形欄，鐘鼎多如此。”可見此時他已在尋求“印外求印”之路。

黃士陵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卻有機會來到全國最高學府讀書，這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這一轉折，不僅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也使他得以在學問、見識與藝術諸方面迅速而全面地提高，其篆刻藝術也得到升華。

光緒十三年（1887），吳大?奉派廣東巡撫，黃士陵應邀再至廣州，寄食吳大?門下，為吳氏輯《十六金符齋印譜》，撰集模拓，皆出其手。后吳大?調湖南巡撫，士陵仍留廣州為著名學者梁鼎芬等鉤摹石經及石鼓文字。又應張之洞邀請，在廣雅書院校書堂擔任編校。

光緒二十八年（1902），應湖廣總督端方的邀請，到武昌協助編輯《?齋吉金錄》和《?齋藏石記》。他在“倦游窠主五十四歲小影”題跋上記載了此次武昌游歷：光緒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魚，適逢賢東道主，既無彈鋏之歌，又樂嘉魚之美，處之其年，而貌加豐。影相寄八弟厚甫，厚甫為之圖，距今五年，老病交至，已非故吾矣。爰識之，以證今日之吾。丙午春正月，倦叟黃士陵自識。

黃士陵厭倦了在外游歷生涯，當結束了為端方編書的任務后，葉落歸根，回到黟縣故鄉，筑“舊德鄰屋”安居。

黃士陵第二次到廣州，長住達15年之久。這段時間，是黃士陵個人風格形成時期。他在為吳大?編拓《十六金符齋印存》時，發現不少未經銹蝕的璽印，鑄口如新，?銳挺拔，光潔妍美。由是對浙派那種短刀碎切，故作剝蝕古拙的印風予以批評。他在“季度長年”印跋中指出：“漢印剝蝕，年深使然，西子之顰，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決心走光潔挺勁，動靜自然，方剛樸茂的路子。廣雅書院三代秦漢金石文字以及?齋吉金、藏石文字更使黃士陵拓寬了印外求印的路子，無論在構圖形式、入印文字，還是篆法、刀法，都表現出多方位的探索追求。他取法金文、泉幣、鏡銘、權量、詔版、漢銘、磚文、摩崖、石刻、碑版，融會貫通，大大豐富了其作品的形式和意趣。刀法上以薄刃沖刀為主，多種手法結合，達到隨心所欲的境地，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人稱“黟山派”。他的學生李尹桑曾說：悲庵之學在貞石，黟山之學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漢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①黃士陵在徽派無人和浙派、鄧派均衰竭之際，獨創新路，給晚清篆刻界注入新的血液。

黃士陵長住廣州時，同家鄉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曾數度回徽州老家探訪。其“臣度上言”印邊款記：“牧甫篆刻，時乙未（1895）夏四月，舟次歙東尾灘俟港。”黃賓虹《黟山人黃牧甫印譜敘》也記載：吾宗牧翁家于黟，客游于粵。庚子（1900）北擾，南方震動。余往黟，偕邦人謀守羊棧嶺，牧翁時由粵歸黃山，一見如舊相識，因獲觀其所治印章，不失先正矩撐，拳拳二十余年。①黃士陵回到家鄉時，他的個人風格已臻大成，帶動和影響了當時的徽州印風。休寧人金桂科，字嘯琴，是清末徽州小有名氣的篆刻家，有《小竹里館印存》行世。他對黃士陵的篆刻極為欽服，曾登門向黃士陵請教，晚期治印專習黃士陵光潔挺勁一路。黃士陵曾為其治印“嘯琴”。黟縣范名勝，經商出身，博古通今，精音律，工篆刻。宣統元年（1912）輯鈐《拜石山房印譜》4冊行世，從印譜考察，無論白文、朱文刻的都非常光潔妍美，可以說深得黃士陵神髓。對于家鄉出了黃士陵這樣一位篆刻大師，黟縣人感到非常自豪，與黃士陵同族的黃次功曾說：

族兄穆甫未達時，出其手鐫示某鉅公，曰：“子之印佳矣，能旁涉經史，則所造必有進于此者。”從之，不數年技大精，名大噪，清芬室之印譜卓然名家。②印人黃云?“向所謂仿浙派、鄧派，今皆屏棄不學，法同族延清芬室之遺作。謂喜其勁健，有不屬意勉哉”。 ③在家鄉嫡傳黃士陵篆刻技藝的為其長子廷榮（1878 ―1953），字少牧，號問經，又號黃石、黃山。幼承庭訓，通金石文字及書畫篆刻。光緒二十八年（1902）隨父同往武昌，協助編輯《?齋吉金錄》，擔任繪圖之職，繪拓彝器全形，分陰陽向背，譽者謂藝逼六舟金石僧。民國三年（1914）至民國六年（1917）一度北游燕京，以賣文、字、印為生，故有“幽燕賣字一為傭”的詩句。與當地名士袁寒云、袁歷準、徐森王、何秋江、壽石工、羅復堪等，皆有交往。民國七年（1918）至民國十四年（1925），先后出任江西南城、永豐、南康等縣縣長。30年代中期，供職于南京中國僑務委員會。民國二十四年（1935）輯其父印成《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4冊，由西泠印社印行，遂使黃士陵印跡大行于世。晚年因抗戰爆發，避亂回鄉，先后任教于徽州中學和徽州師范學校。60歲后，患目疾，遂不刻印。廷榮治印，一守父法，形神具備，然挺勁遜之。《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后附廷榮刻印68方，可見其大概。沈禹鐘《印人雜詠》詠廷榮：

為政風流藝不疏，弓裘繼志未云孤。世人競愛黟山派，轉惜何（雪漁）程（穆倩）守一隅。①

3.黃賓虹的印學成就

黃賓虹（1865 ―1955），原名質，字樸存，又字予向，因故鄉歙縣潭渡村有濱虹亭，故顏其居曰“濱虹草堂”，中年更字濱虹，又作賓虹。出生于浙江金華。黃賓虹是近代著名的山水畫大師，同時也是重要的印學家。其在印學上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篆刻實踐上的自我追求。黃賓虹篆刻起步很早，他的父親黃定華是清朝的太學生，藏有丁敬、鄧石如的印譜，賓虹見到后非常喜歡，但他父親嫌他年紀小，給他看一下便放回書箱。有一次，他趁父親外出，偷偷地取出印譜，花了一個月時間，臨刻了鄧石如的十數方印。他的父親回來，看到這些臨刻，初時不信，及親眼見他奏刀，方才相信。當時黃賓虹才11歲。光緒二年（1876），隨父返原籍應童子試。后多次往返金華、歙縣兩地。光緒十五年（1889），遷回歙縣潭渡老家定居。在家鄉的這段時間一直奏刀不歇，賓虹從侄歙縣潭渡黃警吾先生保存有他早年在家鄉時篆刻的一方兩面印，兩面均為白文，一面刻“樸塵居土”，一面刻“黃山白岳”。光緒二十六年（1900）同黃士陵相見于黟縣，兩個“一見如舊相識”，互相仰慕。宣統元年（1909），鄧實在《國粹學報》刊登廣告，為黃賓虹代訂《濱虹草堂畫山水例》，有關于治印的條款，“篆刻石印每字大洋三角”。可見黃賓虹是經常治印的。民國初年，周叔?曾托人向黃賓虹代求刻姓名章。南社詩人高吹萬與黃賓虹為好友，曾有《索黃賓虹治印先寄以詩》，有句云：

黃子靜者吾所師，鄭虔三絕人共知。圖成寒隱昔相贈，明窗相對情為移。
旁入摹印尤入妙，媧匾篆刻盤神螭。抱殘守缺萬求賞，落落自挹蓀荃姿。

后來黃賓虹治成“吹萬樓藏書印”為贈。此外，為秦曼青等人也都刻過章。

清末民初黃賓虹治印是有一些名氣的。葉銘《廣印人傳》列有其小傳：“黃質，字賓虹，號樸存，歙縣人。精鑒別，收藏金石書畫甚富，善刻印。”20年代以后，黃賓虹雖不廢篆刻，但以畫名遠播，且年事日高，很少刻印。

黃賓虹刻印，往往不署邊款，自己也沒有自訂過印譜。因此，無法得知其各個時期的篆刻風格。民國十年（1921），他在《與李壺父書》中，曾談到自己對各印家的看法： ①仆于西泠，差喜龍泓，余子圭角太甚，似傷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為佳。若吾鄉垢道人、巴予籍二公，非特開西泠之祖師，而且闡古?之軼奧，能與陳?齋、王廉生諸子數百年之前具此慧眼。在敝人堅持斯論，未免有齊人稱仲之誚也。

黃賓虹對徽派各家極為看重，不僅認為程邃、巴慰祖是浙派之祖，而且早于陳介祺等數百年就開始以古璽風格入印，非常認同。其實黃賓虹不單單對程邃、巴慰祖看重，對何震的印也是下了摹習之功的，如果把他的“黃山白岳”、“樸塵居士”兩印同何震“柴門深處”、“笑譚間氣吐霓虹”比較，明顯可以見到何震風格的影響，且得之神，無板滯之習，但刀法嫌弱。“黃質賓虹”、“虹廬”兩印帶有明顯的璽印味，風格近巴慰祖，應該是中年時期的作品。“黃山山中人”、“冰上鴻飛館”，氣息古雅，線條遒勁，有其晚年金文聯句筆意，顯示出黃賓虹篆刻實踐上的自我追求。可惜的是黃賓虹畢生致力于繪畫技法上的創新，未能在篆刻上有所突破，自成一家。

二是收集研究和整理輯錄古璽印譜。黃賓虹對古璽的鐘愛，始于對鄉賢汪啟淑的仰慕。汪啟淑收藏有大量的古璽印，黃賓虹居鄉時得知飛鴻堂藏印已歸西溪汪氏，西溪和潭渡相距不遠，于是前往觀賞，使黃賓虹眼界大開。從此以后，賓虹自己也開始收集古璽印。據說有一次年底，他外出收錢回家，路過鄰村鄭村，看見小攤上有一套古印，心里喜歡，就把收來準備過年的錢，統統買了古印。后來到了上海，搜購古璽印更是不遺余力。“他要是聽得某人所得古璽，或是某地新出土的古璽，則必多方設法去鑒賞，找拓本，從事精審，以考訂識別。要是有人能夠價讓，他即用相當的價值購入，做研究的資料。雖然在（上海）寶山路時一度被劫去部分精品，但陸續搜羅，所得的也還不少。”①到20年代初期，黃賓虹收集到的古璽印已達2000余鈕。黃賓虹嗜古璽，收集古璽的目的主要是對古璽文字感興趣，他說：古代文字，賴有彝器以傳，鐘鼎彝器而外，瑞玉金符，封泥節璽，官私印章，子母穿帶之屬，今可確指，亦其一也。②但鐘鼎彝器不便收藏，“古?文字，國邑姓氏爵里各各不同，于釧鼎，不啻千百，且質微易舉，不盈尺之地，可得上古文字無數，易于?藏，余尤珍愛之。”③古璽不僅利于印學，對經史研究亦有益。黃賓虹認為“繆篆官私印資于考史，奇字大小兼以證經”。④為了便于古璽的利用，一生輯錄刊行了大量的集古印譜，主要有：《濱虹藏印》（1907年）、《濱虹集古印存》（1909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1909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續集》（1910年）、《濱虹集印》（1927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二集（1929年）、《濱虹草堂集古璽印譜》（1940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竹北喉古印存》，1940年）。他先后利用古璽文字研究經史，發表有《龍鳳印談》、《周秦印談》、《釋儺》、《古印文字證》、《釋綏》、《陶璽文字合證》等論文多篇。黃賓虹想利用古璽編一部《六國文字學》專著，民國十九年（1930）《與俞叔淵書》中提到：

丁佛言詩文以為周秦諸子多生于東周，其時通行皆六國文字，可見者漢簡魏《石經》之外，傳世之作一變，涂改多失真，年來古印出土，發現六國文字尤多。暇集古印文，以《說文》部首分其次第，庶或有補于讀古書之助，亦未可知。從事于此有年，作輟不常，時虞間斷，倘乘余閑，此作可蕆事，亦為前人所未為者。其余新知，當不在甲骨下。⑤民國二十八年（1939）《與曹一塵書》又提到：“仆極嗜周秦奇字? ，其文皆六國時所造為多，足補鐘鼎《說文》之缺。”⑥民國三十九年（1948）該稿基本完成，但一直未能出版。1955年黃賓虹逝世后，該手稿交由浙江省博物館保管。該書如能出版，想必對文字學的研究大有裨益。三是追蹤三代的印學審美觀。黃賓虹不僅是一位篆刻家，也是一位印學理論家，一生撰寫發表過50多篇論印的文章。光緒十二年（1886），當時黃賓虹只有23歲就寫下第一篇論印文稿《印述》，后來他將《印述》修改后，以《賓虹羼抹?敘摹印》為題，連載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國粹學報》第三年第七冊三十、三十三期和光緒三十四年第四年第七冊第三十八、三十九期。在這篇長文中，黃賓虹提出了以“合古法”為標準的印學審美觀：國初程穆倩，精深漢法，而能自見筆意，擅名一代。高西唐、黃鳳六、鄭松蓮，得其正傳。桂未谷、黃仲則、楊吉人、鄭基成皆宗尚之，文秀之中，特含蒼勁。浙中丁敬身，魄力沉雄，筆意古質，獨為西泠諸賢之冠。其摹印也，對晶玉，凝神正色，無惰容，無浮氣，瓷逞如之，凡石亦如之。陳曼生，力追秦漢，字字完密，結構必方，特開流派，秘搜冥悟，并駕方舟，則董小池、陳浚儀、趙次閑，恒不多讓。新安巴予籍、胡西甫，時以篆刻名，稍趨工致，而神采煥發，巧麗驚絕，雖董小池諸君，莫不心折。至若專精籀家，得其真態，章法、刀法，動與古會，惟鄧完白時多合作。程蘅衫、吳讓之，皆能景企芳躅，不失步趨；趙?叔運思沉著，古味盎然，流動充滿，非復庸工所能擬議也。

此時黃賓虹心目中的“古法”，乃是漢魏之法。隨著他對古璽研究的深入，自覺不自覺地把“古法”上推到璽印。民國十九年（1930）撰《古印概論》，提出“周秦之間，印多小篆，書法優美，字體明曉，白文自然，深有古趣”。①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以贊賞的口吻寫道：“程邃自號垢道人，朱文仿秦小? ，最為奇古。”在評價民國當代印人李茗柯的印章時，亦以此為標準：“李茗柯君印蛻篆刻，甚有秦意，欽佩之至。” ②這種追蹤三代的印學審美觀是他長期搜集、收藏和研究古璽印的必然結果，不僅影響到他自身的篆刻創作實踐，同樣也影響到他的繪畫。黃苗子曾將趙之謙、吳昌碩、黃賓虹的繪畫用筆比較后認為，如果說趙得力于魏碑、吳得力于石鼓的話，那么黃賓虹則得力于鐘鼎、璽印。黃賓虹的山水畫意境高古，其審美旨趣正是來自于對上古器物和古璽的研究所得。“蒼茫渾樸的三代之氣，竟慢慢滲透進黃賓虹的心中腕上，乃至成為推動其山水畫風發展的因素之一。” ①趙之謙、吳昌碩又將魏碑、石鼓入于篆刻，終成篆刻大家。可惜的是黃賓虹未能將自己對吉金古璽的研究所得，更多地施于篆刻之上，在黃士陵的基礎上再創新高。

① 劉江：《印人軼事》，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１９頁。

② 韓天衡：《中國印學年表》，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１９頁。

③ 沙孟海：《印學史》，西泠印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４頁。

① 該印現藏安徽省博物館。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一十六《何長卿古篆印章》；卷一百二十《送何主臣北游四絕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③ 王稚登：《金一甫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祝世祿：《梁千秋印雋序》萬歷鈐印本，黃山市博物館藏。

② 李流芳：《題汪杲叔印譜》，《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二十。四絕中第３句“宮墻佳氣……”，前揭已引，此處從略。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二十。

② 本稿撰寫之時，曾將文稿送與汪世清先生審閱，他提供了這段何震行跡考，不敢掠美，特予致謝。

① 吳忠：《鴻棲館印選跋》，萬歷四十三年（１６１５）鈐印本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

② 朱多?：《鴻棲館印選后序》，萬歷四十三年（１６１５）鈐印本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

③ 楊士修：《印母》，《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祝世祿：《梁千秋印雋序》。

② 董其昌：《吳亦步印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韓霖：《朱修能菌閣藏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陳赤：《忍草堂印選序》，天啟六年（１６２６）鈐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① 朱簡《印經》載：“予初援印，即不喜習俗師尚，嘗從云間陳眉公先生游，得顧、項二氏家藏銅玉，印越楮上真譜四千余方，又于吳門沈從先、趙凡夫，?城李長衡，武林吳仲飛、海上潘士從，華亭施叔顯，青溪曹重父，東粵陳文叔，吾鄉何主臣、丁南羽諸家，得其所集，不下萬余，用是滌心刮目，拓成《印品》一書。”

② 朱簡：《印品》自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參見方云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頁。

④ 參見方云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２３頁。

⑤ 萬歷《歙志》卷九《文藝?藝能》。

⑥ 鄒迪光：《金一甫印選小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王野：《鴻灑館印選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民國《歙縣志》卷七《人物志?文苑》。

③ 董其昌：《吳亦步印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程原：《忍草堂印選自敘》。

⑤ 陳赤：《忍草堂印選序》。

⑥ 吳正?：《印可自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吳正?：《印可自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士林》。

③ 吳奇：《書〈印存〉后》。

④ 王守謙：《范氏印品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趙?光：《印品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周亮工：《印人傳?書程孟長印章前》，文瑞樓版。

③ 鄭文卓：《印商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韓天衡：《明代流派印章初考》；見《天衡印譚》，上海書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２頁、第５８頁。

⑤ 蘇宣：《印略自序》。

① 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蘇宣：《印略自序》。

③ 俞思燁：《蘇爾宣先生〈印略〉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朱簡，《印經》，《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⑤ 周亮工：《印人傳》卷三《書汪宗周印章前》。

⑥ 朱簡：《印經》。

① 關于汪關的更名，徐廉《前塵夢影錄》卷下記：“篋中舊藏汪尹子關匯集漢印一冊，皆私印之精者。尹子歙產，家素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于篆刻，挾其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制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為汪，以自詫于人。”以此，則汪關得印時已名關，而非得印而改名，但據汪關《寶印齋印式》中“汪關”印下自注跋文：“予偶得此印，因更今名，又顏其齋曰寶印齋。”當以自敘為準。

②《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６２頁。

③ 許承堯：《歙事閑譚》卷四《羅小華子孫善摹印》。

①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江?臣印章前》。

② 見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方技》。

③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四。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四《子部?藝術類存目》。

⑤ 鄭振鐸：《西諦書話》，三聯書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２頁。

① 王志堅：《承清館印譜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朱子語類》卷十一。

①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遺佚》。

②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黃濟叔印譜前》。

① 見《歙事閑譚》卷四《羅小華子孫善摹印》；文中所稱“云間顧氏印譜”即顧從德《集古印譜》，“海陽吳氏印譜”當指吳氏樹滋堂據顧氏《集古印譜》重編翻刻的《秦漢印統》，《秦漢印統》銜名題“鄣郡羅王常延年編，新都吳元維伯張校”。

① 黃茨孫：《草心樓讀畫集》，見民國《歙縣志》卷十六《雜記?拾遺》。

②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三《張鏡潭傳》，文瑞樓版。

① 周亮工：《印人傳》卷一《書金一甫印譜前》。

②《嘯虹筆記》，引自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故老雜記》。

③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四《汪桂巖傳》。

④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七《黃塤傳》。

⑤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四《岡東錄》，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版。

⑥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橋東錄》。

⑦ 巴慰祖：《四香堂摹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王國棟：《伊蔚齋印譜題詞》。

② 民國《歙縣志》卷十《方技?書》。

③《嘯虹筆記》載：“（汪炳）甲申以后挈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修齡印譜，即仿之。一捉鐵筆，即能度越其妙”。按：“朱修齡”即“朱修能”，休寧方言“齡”“能”同音。以下引語均見《嘯虹筆記》。轉引自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故老雜記》。

④ 關于程邃的生卒年，郭味蕖《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載其生于萬歷三十年（１６０５），卒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但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作生于萬歷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卒于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并在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七夕”下列出程邃（穆倩）作乘桴釣圖，署款乙丑七夕，時年七十有九。這是程邃自述年齡，當是。又，劉九庵所記與陳鼎《垢區道人傳》所記“卒年八十六”相合，故以此為準。

① 施潤章：《施愚山詩集》卷十七。

①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遺佚》。

①《拜經齋日記》，稿本現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

②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吳仁趾印章前》。

① 吳嘉紀：《憶昔行贈門人吳?》，見《揚州歷代詩詞》第２冊，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頁。

②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方技》。

①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三《吳士杰傳》。

② 關于方成培的生年，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明萬歷《重校爾雅翼》三十二卷，后有方城培跋，有云：“而余年已五十矣。”末署“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桂月，環山方成培仰松父。”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方成培年五十，推其生當為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③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八《方后巖傳》。

① 馮泌：《東里子論印》，《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魏錫曾：《書賴古堂殘譜后》，《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六《俞廷槐傳》。

④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七《趙丙?傳》。

⑤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吳仁趾印章前》。

① 鮑倚云：《伊蔚齋印譜序》，見《伊蔚齋印譜》，清道光二十七年鈐印本，黃山市博物館藏。

②《伊蔚齋印譜?題詞》。

③《伊蔚齋印譜?題詞》。

④ 程芝華：《古蝸篆居印述?凡例》，道光七年鈐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① 程芝華：《古蝸篆居印述?跋》。

② 魏錫曾：《書巴予籍別傳后》，《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沙孟海：《沙?印話》，《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４頁。

④ 關于胡唐的卒年，向無著錄。查汪宗沂撰《程可山先生年譜》，在“同治七年戊辰（１８６８）”年內記：“先生凡作哀挽文字，言必紀實。已亥年挽鮑梓懷郎中聯，附志于此。聯云：去年此日哭城東，今又哭君……”己亥為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城東當指胡唐。由此可知，胡唐當卒于己亥的前一年，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① 丁敬：《論印絕句十二首》，刊吳騫：《論印絕句》，《美術叢書》本。

① 許容：《說篆》，《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丁敬：《“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丁敬：《“古歙汪氏嘯雪堂主人珍藏夏、商、周金石文字，秦、漢官私印信，唐、宋、元、明人諸章，歷代名人書畫尺牘之鈐記”印跋》，《“吉金樂石”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二《丁敬傳》。

③ 楊沂孫：《完白山人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見包世臣：《鄧石如刻“雷輪”、“子輿”、“古歡”、“守素軒”、“燕翼堂”五面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黃士陵：《“化筆墨為煙云”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吳讓之：《趙?叔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魏錫曾：《吳讓之印譜跋》。

④ 趙之謙：《書揚州吳讓之印稿》，《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見易忠?：《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題記》，民國二十四年（１９３５）西泠印社石印本。

① 《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人民美術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５頁。

② 黃次功：《書煙波樓藏印前》，民國《黟縣四志》卷十四《藝文志》。

③ 汪栩：《雪廬印存序》，民國《黟縣四志》卷十三《藝文志》。

① 轉引自馬國權：《近代印人傳》，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３頁。

② 本節參考了李路平、顧工：《黃賓虹印學初探》一文，《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２６２頁。

① 《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人民美術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９０頁。

② 趙志鈞：《賓虹老人集印鐵事》，《徽學通訊》總第１１、１２期，１９８８年版。

① 陸丹林：《黃賓虹的生平行誼和繪畫》，轉引自王貴枕：《記黃賓虹鈐贈高奇峰的集古印譜》，《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３０５頁。

② 黃賓虹：《篆刻新論》，《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５０頁。

③ 黃賓虹：《蓄古印談》，《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４１頁。

④ 黃賓虹：《古印概論》，《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８６頁。

⑤ 《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２９２頁。

⑥ 《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２９５頁。

① 《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９０頁。

② 黃賓虹：《與吳仲垌書》，《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第２９２頁。

① 李路平、顧工：《黃賓虹印學初探》，《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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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展

中國篆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