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書法是繼宋、元帖學書法的又一發展階段。明代歷朝皇帝和外藩諸王大都愛好書法，因此叢帖匯刻之風尤甚。明代書法雖然承沿宋、元帖學之路，但并未故步自封，而是能在晉、唐、宋、元帖學基礎上集其大成，并能鮮明地突出書者的個性，造成了明代書法分明的階段性和典型化的個性。
　　明初書法以“三宋”（宋克、宋?、宋廣）“二沈”（沈度、沈粲）為代表，“三宋”是由元入明、主要活動在洪武年間的書家，“二沈”是盛行于永樂、宣德年間的臺閣書法的代表人物。宋克擅長真、行、草諸體，尤以章草名噪于時，作品有草書《急就章》、《出師頌》、《月儀帖》、《豹奴帖》，行書《七言絕句》、《兩來得書帖》等。宋?的小篆被譽為明朝第一，傳世作品很少，小楷僅有《跋〈周朗杜秋圖〉》，草書有《敬覆帖》。宋廣傳世作品僅有草書一體，《風入松詞》、《李白月下獨酌詩》為其代表作。
　　臺閣體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其產生的直接原因，是當時詔術四方善士寫外制，又詔簡尤善者于翰林寫內制，故大批善書者被征入宮，如沈度、沈粲、陳登、朱孔易等人。主要職責是繕寫誥敕、詔命、玉牒、冊寶，以及宮殿的匾額、城坊等。產生了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臺閣體和臺閣書法家。臺閣體書法，對有才華的書法家來說，是一種無形的束縛，有悖于帖學書法抒發性情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倡導，又促使了明代書法的繁榮。
　　從成化、弘治時期開始，明代書法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臺閣體書法隨著朝廷的而腐敗日弛，已失去往日雍容遒麗的風范，表現為刻板僵化，漸漸失去藝術生命力；二是朝野書家普遍地意欲擺脫臺閣體束縛，故又開始崇法魏晉法帖，以暢神適意、抒發個人情感為目的的書風重新在文人書法中興盛。由此，明中期書法以成化、弘治時期為過渡，走向正德、嘉靖時期以吳門書法為主體的又一昌盛時期。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天下法書歸吾吳，而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征明、王貢士寵次之。”祝允明傳世書法極多，工小楷、行、草，尤以狂草最顯本色，如《李白歌風臺》卷、《赤壁賦》卷等，揮毫落紙如行云流水，千變萬化，奇宕瀟灑。文征明善楷、行、草、隸諸體，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小楷書法，年九十仍能作蠅頭小楷，人以為仙。《真賞齋銘并序》師法《樂毅論》、《黃庭經》，《歸去來辭》師歐陽詢，行草《七言律詩四首》卷師《圣教序》、智永等。王寵書學不如祝允明、文征明廣博，而專務晉唐風韻。代表作有《宋陳子齡會試詩》、《五言律詩》、《張畢勵志詩》等。
　　隆慶、萬歷年間至崇禎年間是明代書法發展的第三階段。邢侗、張瑞圖、董其昌、朱萬鐘、徐渭、趙宦光都是當時成就卓著者。其中最著名，影響力最大的要推董其昌。他的存世作品之多，為明代書家之冠，他曾說過：“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而懶于拈筆，但以行草行世。”故作品以行草最多，以楷書為貴。徐渭在明代是很特殊的一位書家，袁宏道稱其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也”，“不倫書法，而倫書神”。他擅行草，以狂草最見本色。他曾說：“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現其對己書之重視。明末的最后二位齊名的書家是黃道周和倪元璐，他們貼近碑書風格，有意識地把帖學書法變為陽剛之美的形態。
　　綜觀明代書法，可知已將宋元帖學書法演為繁盛之勢，表現出時代性與個性的統一，產生了一大批集大成者。同時又有一股股潛在的藝術生命力，暗示著帖學書法盛極而衰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