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鷲

群馬圖

群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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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山鬼

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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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童

泰戈爾像

日長如小年

牛浴

一九三九年，徐悲鴻先生應邀至印度國際大學講學并舉行畫展。當時他還應印度大詩人太戈爾邀請，游歷了西馬拉雅山之大吉嶺。在那里看到了許多罕見的高頭、長腿、寬胸、皮毛閃光的駿馬，他還經常騎著這樣的駿馬遠游，更逐漸了解了馬的驃悍、勇猛、馴良、耐勞、忠實的性格，終于成了馬的知己。訪問期間，他對著駿馬大量寫生，進一步掌握了馬的最美的神氣和姿態。此后，他便更生動地畫出了馬的氣質和活力，從而塑造出千姿百態的奔馬，達到了“盡妙”的境界、為世人稱道珍愛。

    鴻先生總結說：“美術之大道，在追索自然”。“吾所法者，造物而已。碧云之松吾師也，棲霞之巖吾師也，田野牛馬，籬外雞犬、南京之驢，江北老媽子，亦皆吾所習師也”。悲鴻先生曾說過：“我很喜歡荷花，但我不敢畫荷花。要畫，就得給我二十刀宣紙,把這二十刀宣紙畫完了，才可說會畫荷花了”。“我愛畫動物，皆對實物用過極長時間的功。即以馬論，速寫稿不下千幅，并學過馬的解剖，熟悉馬的骨架、肌肉、組織。又然后詳審其動態及神情，乃能有得”。徐悲鴻一生中確實畫過數以千計的馬的速寫稿。他熟悉了馬的氣質、馬的結構、馬的日常活動，和在技巧上需要創造的獨特的表現手法，塑造了那一洗萬古凡空馬的英姿駿馬。這也就是作者追求理想，向往自由的象征。

    一九四二年從印度回國后，悲鴻先生在藝術界集有基礎成就的畫家，在四川磐溪建立中國美術家學院研究繪畫。他那時畫的馬，則更加注意了結構，而又采用潑墨或工兼寫意的表現手法，著重刻畫馬的神態和氣質。據說徐悲鴻自己認為，他畫馬真正的成就，還是在一九四0年訪問印度之后。一九四0他在一幅群馬圖上題款日：“昔有狂人為詩云，一得從千慮，狂愚輒自夸，以為真不惡，古人莫之加。悲鴻時客西馬拉雅山之大吉嶺”。

    他的原配蔣碧薇，是邑人蔣香谷之女，也是有名藝人，又是當時所謂的交際名花。一九三六年因雙方意見不合而離婚。一九四五年冬，徐悲鴻與廖靜文女士在重慶結婚，證婚人為沈鈞儒、郭沫若，到場觀禮者一百多人。郭沫若賀詩云：“嘉陵江水碧如茶，松花青青勝似花，別具一番新氣象，磐溪風月畫人家”。一九四五年在重慶，徐悲鴻不畏強暴，熱心簽名支持郭沫若倡導的民主運動，呼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全國解放后，徐悲鴻先生以滿腔熱情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他是第一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華全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他帶頭替英雄模范人物畫像。一九五0他贈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的一幅奔馬圖上題詩日：“山河百戰歸民主，鏟除崎嶇大道平”。又題畫馬詩云：“百載沉菏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他借馬抒情，寄托了人民的愛憎，在它們馳騁的腳印上，燙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徐悲鴻畫的奔馬圖，還制成了郵票，全套十一枚，并在最佳郵票評選中，獲最佳特種郵票獎。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第二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徐悲鴻先生突然腦溢血，不幸過早地逝世了，享年五十八歲。但他對人民藝術事業的卓越貢獻卻永遠在史冊上熠熠閃光；他的高風亮節也給后人留下了光輝的典范。為了紀念他，我國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鴻紀念館”，周總理親自題額；爾后在他的家鄉宜興又新建了“宜興徐悲鴻紀念館”和“悲鴻故居”，長期展覽他的作品，供中外人士瞻仰、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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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鴻先生（1895一1953），是我國現代杰出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他熱愛藝術，熱愛祖國，一生中給人民留下了幾千幅優秀作品，并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材，不愧為中國美術史上的一代宗師。

    徐悲鴻在繪畫創作上，提倡“盡精微，致廣大”；他對中國畫，主張“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采者融之”。他的畫能融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爐而又有其獨特風格。他不但擅長中國畫，素描、油畫都有很高的造詣和成就。人物注重寫實，傳達精神；所畫花鳥、山水、走獸，簡練明快，富有生氣，尤以畫馬馳名中外。

    馬，是徐悲鴻先生一生中最愛描繪的題材。他畫的奔馬，筆墨淋漓瀟灑，帶著時代的風雷馳騁在畫壇上，給當時的中國畫壇帶來了清新、有力、剛勁的氣息。如今徐氏故鄉――江蘇宜興市新建的“宜興徐悲鴻紀念館”里，陳列了徐悲鴻先生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書畫作品（包括青少年時期的習作、成名以后的作品、信扎等）。他畫的馬，無論奔馬、立馬、走馬、飲馬、群馬，都賦予了充沛的生命力。其中有一幅徐氏早年畫的水墨奔馬圖，原作縱六十八公分，橫一百一十公分（見附圖）。這匹馬沒有馬鞍，沒有韁繩，在寬廣的原野上狂奔，從神態、氣勢看，是一匹駿馬，神駿氣昂，奮發感人。畫面簡淡、高逸，用筆潑辣、凝重，窮紫酣暢，間參西法，均為徐悲鴻先生獨到處。這件作品不僅從外形顯出奔馬的神駿和壯美，更重要的是從內在的精神本質來表現了奔馬的馴良、堅毅、敏捷等性格特征，可謂徐氏早年的得意之作，畫上無題款，有“東海王孫”鈐記，章真堪澄。這是一九三一年徐悲鴻憤走粵西時的篋中遺物，一九三七年其家人檢贈宜興渡船公周法大。

    江南水鄉宜興，是徐悲鴻的出生地和成長處。據渡船公周法大回憶，當年徐先生在宜興中學做圖畫教員時，經常乘坐他搖的航船往返于屹亭橋和宜興城間。徐悲鴻的畫從小出名，渡船公欲求徐先生畫馬而又難以啟口。有一次被徐悲鴻猜透了他的心思，欣然允諾日后為其作畫。后來，徐先生發跡，到南京前中央大學教書，曾托渡船公為他找個合適的門衛。渡船公說“只有鄉下人，名叫史坤生，家住官林義壯村”。徐先生聽了連聲答道：“鄉下人蠻好，蠻好！”當即擇日送到南京傅厚崗徐先生寓所。三十年代初，徐悲鴻先生擔任前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時，在南京傅厚崗是有一間畫室，室內經常掛著一付對聯：“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據說這是徐悲鴻親筆摹集泰山金剛經的幾個墨底白色大字，很象石碑上的拓印本。由此可見他當時在藝術教育上的主張和他的處世態度。事過不久，徐先生便囑家人檢贈此畫給渡船公。一九七五年夏，渡船公周法大將此水墨奔馬圖獻給了國家，同時還獻出一件徐氏早年畫的雞。這件水墨奔馬圖初歸宜興縣文化館收藏，并經中國美術家協會江蘇分會主席亞明鑒定為真跡，爾后被選入“宜興徐悲鴻紀念館”。早在三十年代，徐悲鴻先生所作水墨奔馬，無羈群，尚桀傲，發胸中塊壘，掘民族精神，傳世甚夥，蜚聲海外，然早于此者，猶未及見，至為難得。

    古往今來，多少詩人贊美了奔馬的英姿，多少書畫家為它發揮了絕技。早在三國時代，魏武帝曹操就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己”的名句；唐代的李太白也寫下了“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的贊詩，激勵人們上進。而今看到徐悲鴻的水墨奔馬圖，不由使人會聯想到許多歷史人物：單騎大戰長板坡的趙子龍，鐵騎大敗金兀術的岳飛，飛騎箭射大明門的李闖王，戌馬倥傯的革命老前輩……。奔馬，令人神思飛越，生發出朝氣勃勃、奮發向上的力量。

    在徐悲鴻先生的筆下，一匹匹奔馬奮蹤揚蹄，在廣袤的土地上飛奔，駿馬英姿，神態各異。有的騰空起飛，有的蹄下生煙。有的回首顧盼，有的一往直前，都仿佛要破紙而出。這一幅幅萬馬戰猶酣的壯麗畫卷，推動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滾滾向前。

    徐悲鴻原名壽康，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生于江蘇宜興計亭橋（屹亭橋）鎮。他年輕時善哭，因家境貧困，常在半夜里悲從中來，有如鴻雁悲鳴，因此改名悲鴻。其父徐達章，工書畫篆刻，但“時運”不濟，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把渾身的本領傳授給了他的兒子。悲鴻幼承家學，隨著父親讀書、學畫、種地。他最愛搜集老刀（強盜）牌卷煙盒中的動物畫片，喜愛獅虎等動物畫象，刻意摹仿、學習。十歲時，他隨父親自宜興至溧陽，在途中寫了一首行舟小詩：“春水綠迷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風性好，舟過萬重巒。”即景成詩，初露藝術才華。那時，他已能作畫，并為鄉親們寫門對（春聯）。他開始在畫上署名的是“神洲少年”，還用過“江南布衣”、“東海王孫”等篆章，有決心振興中華之意。十七歲時，他就擔任宜興三所中、小學的圖畫教員。失估后賴湖洲絲商黃震之資助，易名“黃扶”，入上海震旦大學肆習法文，并從康有為學習古文、書法，康譽他為藝苑奇才。據說他十九歲到上海去求學謀生時，送商務印書館附設審美館的自薦作品，不是人物、山水、花烏，而是一幅馬。當時審美館館長、嶺南派畫家高奇峰一看到這幅畫，立即回信大加贊賞說：“雖古之韓干無以過也”。并將這幅馬刊印發表。這是徐悲鴻先生畫的馬第一次出版。

    一九一七年，徐悲鴻偕蔣碧薇女士東游日本，歸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一九一九年被派往法蘭西，師業美術大家達仰。又入巴黎國立美專，再求深造。有人說，徐悲鴻是哈同資送赴法國留學的，這是誤傳。據邑人徐鑄成老先生回憶，他是受蔡子民（元培）先生青睞，引薦到北大任教，由北大派往法國深造的。據說他和蔡先生結識的經過，在宜興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暑假，徐悲鴻去北京游覽北國的壯麗河山．在火車上，恰和蔡先生對席而坐。他拿出紙筆，勾出了一幅速寫，蔡先生索來一看，原來是素描他的像，不僅十分形似，而且神態宛然，呼之欲出。于是就問及這位青年的姓名、近況，當即邀請他于暑假后到北大任美術教員，并介紹給當時名畫家陳師曾，以后，又由于蔡先生的保薦，一九一九年由北大派往法蘭西深造，并赴德、比、瑞、意等國觀摩學習。他在歐洲留學八年。一九二七年秋返國，先后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教授兼系主任和北平藝術學院院長，大力倡導現實主義藝術活動。

    他與邵洵美為莫逆之交，同時參加天馬會，這是留法研究文藝青年的組織，會員中著名于國內文壇畫苑的頗多，如徐志摩、謝壽康、江豐、騰固、張道藩等，其中有很多人后來從政或經商，只有徐悲鴻始終孜孜兀兀、熱愛人民的藝術事業。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他曾遍游歐西的藝術城市，在米蘭、法蘭克、莫斯科等地作藝術巡禮，并舉辦中國畫展覽，宣揚祖國的文化藝術。據徐悲鴻述學篇中說：“旋游歐洲，凡名都之動物園，靡不涉及流連。既居德京，以其囿之布置完善，飼獅虎時，且得入觀。俾人環睹，其動物奔騰坐臥之狀，尤得凝視，詳覽無遺，故手一冊，日速寫之，積稿殆千百紙，而以猛獸為特多”。爾后未易此嗜。徐氏平生對于動物畫家，最尊法人白理，次則英人李維埃、史皇；其外則并世之臺呂埃莫亦加，皆寫猛獸之名家。寫鞍馬者，恒推法梅叔念為極諧，當代英國Mnning亦有獨到處。

    在“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后，徐悲鴻先生在不少畫中寄托著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當時他在畫馬題詩中有“哀鳴思戰斗，回立向蒼蒼”，“秋風萬里頻回首，認識當年舊戰場”等句。抗日戰爭爆發后，徐悲鴻攜帶著自己的作品四次去南洋，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加爾各答、吉隆坡、擯榔嶼，恰保等地舉辦個人畫展，并將售畫所得，全部捐獻祖國救濟難民，而他自己生活則非常儉樸。

    一九三九年，徐悲鴻先生應邀至印度國際大學講學并舉行畫展。當時他還應印度大詩人太戈爾邀請，游歷了西馬拉雅山之大吉嶺。在那里看到了許多罕見的高頭、長腿、寬胸、皮毛閃光的駿馬，他還經常騎著這樣的駿馬遠游，更逐漸了解了馬的驃悍、勇猛、馴良、耐勞、忠實的性格，終于成了馬的知己。訪問期間，他對著駿馬大量寫生，進一步掌握了馬的最美的神氣和姿態。此后，他便更生動地畫出了馬的氣質和活力，從而塑造出千姿百態的奔馬，達到了“盡妙”的境界、為世人稱道珍愛。

    徐悲鴻先生總結說：“美術之大道，在追索自然”。“吾所法者，造物而已。碧云之松吾師也，棲霞之巖吾師也，田野牛馬，籬外雞犬、南京之驢，江北老媽子，亦皆吾所習師也”。悲鴻先生曾說過：“我很喜歡荷花，但我不敢畫荷花。要畫，就得給我二十刀宣紙,把這二十刀宣紙畫完了，才可說會畫荷花了”。“我愛畫動物，皆對實物用過極長時間的功。即以馬論，速寫稿不下千幅，并學過馬的解剖，熟悉馬的骨架、肌肉、組織。又然后詳審其動態及神情，乃能有得”。徐悲鴻一生中確實畫過數以千計的馬的速寫稿。他熟悉了馬的氣質、馬的結構、馬的日常活動，和在技巧上需要創造的獨特的表現手法，塑造了那一洗萬古凡空馬的英姿駿馬。這也就是作者追求理想，向往自由的象征。

    一九四二年從印度回國后，悲鴻先生在藝術界集有基礎成就的畫家，在四川磐溪建立中國美術家學院研究繪畫。他那時畫的馬，則更加注意了結構，而又采用潑墨或工兼寫意的表現手法，著重刻畫馬的神態和氣質。據說徐悲鴻自己認為，他畫馬真正的成就，還是在一九四0年訪問印度之后。一九四0他在一幅群馬圖上題款日：“昔有狂人為詩云，一得從千慮，狂愚輒自夸，以為真不惡，古人莫之加。悲鴻時客西馬拉雅山之大吉嶺”。
    他的原配蔣碧薇，是邑人蔣香谷之女，也是有名藝人，又是當時所謂的交際名花。一九三六年因雙方意見不合而離婚。一九四五年冬，徐悲鴻與廖靜文女士在重慶結婚，證婚人為沈鈞儒、郭沫若，到場觀禮者一百多人。郭沫若賀詩云：“嘉陵江水碧如茶，松花青青勝似花，別具一番新氣象，磐溪風月畫人家”。一九四五年在重慶，徐悲鴻不畏強暴，熱心簽名支持郭沫若倡導的民主運動，呼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全國解放后，徐悲鴻先生以滿腔熱情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他是第一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華全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他帶頭替英雄模范人物畫像。一九五0他贈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的一幅奔馬圖上題詩日：“山河百戰歸民主，鏟除崎嶇大道平”。又題畫馬詩云：“百載沉菏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他借馬抒情，寄托了人民的愛憎，在它們馳騁的腳印上，燙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徐悲鴻畫的奔馬圖，還制成了郵票，全套十一枚，并在最佳郵票評選中，獲最佳特種郵票獎。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第二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徐悲鴻先生突然腦溢血，不幸過早地逝世了，享年五十八歲。但他對人民藝術事業的卓越貢獻卻永遠在史冊上熠熠閃光；他的高風亮節也給后人留下了光輝的典范。為了紀念他，我國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鴻紀念館”，周總理親自題額；爾后在他的家鄉宜興又新建了“宜興徐悲鴻紀念館”和“悲鴻故居”，長期展覽他的作品，供中外人士瞻仰、觀賞。

徐悲鴻書聯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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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8月17日徐悲鴻從歐洲回到上海，轉道南京。此次歐洲之行，徐悲鴻將中國近代書畫藝術第一次傳播到歐洲，受到了歐洲人的熱烈歡迎。回國后不久，也許正是這種“藝術沖動”和高尚的愛國熱忱使得徐悲鴻在得知田漢被國民黨逮捕并羈押在南京后，立即為其奔走呼救，最終在徐悲鴻和宗白華的極力保釋下，田漢才得以回到其奮斗的藝術事業中來。同時，田漢愛國救國的極大熱情和感染力極強的歌詞也深深地震撼了徐悲鴻，他曾非常激動地寫過這樣的話：“垂死之病夫，偏有強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漢之呼聲，其音猛烈雄壯，聞其節調，當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對苦難民族的極大責任感和深切期望，使徐悲鴻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期間，身體力行，嚴于律己的同時，要求廣大學子一定要勤奮，要對生活誠實，不要去追求那些背離真實的投機取巧的東西。

　　徐悲鴻作為近現代一位卓越的藝術家和教育家是世所公認的。他對對書畫藝術的詮釋以“情”為宗，書畫傳情，情鑄書畫。這種情包含他對藝術的執著和求真之情、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之情、對朋友和愛人的忠信之情、對中國書畫藝術發展和弘揚的責任之情、對學子和后人殷切教誨的愛撫之情、對中國書畫藝術忠貞和虔誠的景仰之情……因此，今天欣賞徐悲鴻的書畫作品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其藝術水平的高下和境界的寬狹，而應當從其藝術理念和藝術精神出發，全面考慮，這樣對理解他的作品可能會更深入一些，更本真一些，更實際一些。

　　就這副行書對聯而言，用筆、結字和章法非常傳統，一點一畫無不牢守法度，特別是一些細微的地方更顯出徐悲鴻在書法上突出的特點，如“考” 的彎鉤提和“墳”字土字旁的短提非常見功力和力度，在人們大都認為徐悲鴻的字有些“軟”的背景下和評論中，能從這兩點細微的地方可以看出徐悲鴻書法藝術“綿里裹劍”的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也與徐悲鴻為人的謙恭和做人的剛直相輔相成，更體現了他對于書法藝術中注入個人情感的理解與表現。

　　下聯“秋華”二字整體有些向右傾斜，但是，傾斜而不偏，左右開張的“秋”字與左右緊縮的“華”字上下呼應，并且對比鮮明，筆畫的處理也很精到、嫻熟，將力量融于飛揚的筆畫之中，非常精彩！對“臨”字的處理凸現了徐悲鴻作為一名美術家的獨特眼光和審美情趣在書法上能做到“同中求異”和“異中求同”必須要有扎實的傳統功力和對書法藝術美學含義深層次的理解。在“臨”字左右兩部分的安排和書寫中，能做到五個“口”字形不一樣而又十分和諧地組成一個完整的字是很難的事！徐悲鴻都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通篇觀看對“臨”字的處理和書寫很有意味。

　　藝術源于生活，源于歷史的積淀，源于藝術家聰慧的天賦。徐悲鴻對于生活的關心，對于藝術來自生活的理解，深深地灌輸在他的教學之中：“大幅的創作都是由小幅的速寫組成的，必須堅持經常畫速寫。要隨身攜帶速寫本，把自己在生活中感興趣的人物和事物隨時畫下來。”向生活學習，向歷史上優秀的成果學習，是任何在藝術上有作為的人的必由之路。當然，徐徐悲鴻的成功還與其自身天分有關。一個人的天分不是天然就釋放出來的，必須要有適合的環境，而適合的環境的形成與其自身的努力有直接的關系。徐悲鴻用真情、專情鑄就書畫藝術的發展之路，成功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和天資的恩助。

　　徐悲鴻(1895-1953)，江蘇宜興人。幼年刻苦學畫，后去法國留學。抗戰期間，曾多次鬻畫籌資濟民。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擅長油畫、國畫，中西結合，自成風貌。書法亦有一定造詣，頗見個性。

壽

《徐悲鴻書信》

《孟子》一節

《五言對聯》

《徐悲鴻詩》

艱難時世

　　1895年7月19日，在江蘇省宜興縣屺亭橋鎮，一間臨水而筑的簡陋茅屋里，一個男嬰呱呱墜地。孩子的父親給他取名壽康，祈愿他健康長壽。這個名叫徐壽康的農家男孩，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畫家、美術教育家徐悲鴻。　
　　徐悲鴻的父親徐達章，是一名民間畫師，在當地小有名氣。耕作之余，在鎮上以課徒和鬻字賣畫補貼家用。家里掛滿了父親的字畫，幼小的悲鴻耳濡目染，對書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可當他要求學畫時，卻被父親溫和地拒絕了。兩年后，九歲的他才如愿以償，開始從父習畫。父親命他每日午后摹吳友如石印界畫人物一幅，并學設色。自此，徐悲鴻與書畫結下不解之緣，并將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交給了繪畫。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社會的多事之秋，外有西方列強的肆意入侵，內有封建政權的腐朽統治，天災人禍接連不斷。1908年，徐悲鴻的家鄉連降暴雨，莊稼悉遭吞噬。萬般無奈之下，年僅13歲的徐悲鴻跟著父親到鄰近的縣鎮鬻字賣畫，以謀全家生計。

　　流浪江湖的賣畫生涯因徐達章身染重病而中止，徐悲鴻扶著全身浮腫的父親回到了家鄉，作為長子，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不久，父親去逝，家里卻連一文安葬費也沒有。徐悲鴻含淚向親戚告貸，熱心的陶留芬先生不但立刻送來了錢，還親自幫助安排了喪事。父親去世后，徐悲鴻成了家里的頂梁柱，19歲的他過早地體會到了生存的艱辛和人世的無常。

　　為了養家，他決定到上海去尋找出路。他的一位同鄉徐子明先生，當時任教于上海的中國公學。在徐先生的熱情幫助下，他的作品得到了復旦大學校長的首肯，并答應為他安排一個工作，但當校長見到還一臉孩子相的徐悲鴻時，就悄悄對徐子明說：“此人完全還是個孩子，豈能工作？”不久徐子明赴北京大學任教，徐悲鴻工作的事也沒了著落。天氣一天天地冷了起來，他僅有的一點盤纏也用光了，最后因身無分文而被旅館老板趕出大門。在極度失望中，他回到了家鄉。

　　然而在貧窮的農村，靠畫畫根本不能謀生，于是他仍決定去上海尋找出路。1915年夏末，他懷揣徐子明的介紹信前往商務印書館，求見《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惲看了介紹信及他的幾幅作品之后很滿意，答應讓他為中小學教科書畫插圖。但第二天，當他再次來到商務印書館時，又被告知國文部另一個主事人認為他的畫不合格，剛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澆滅了。徐悲鴻踉踉蹌蹌地跑出大門，一直跑到黃浦江邊，看著滾滾而去的江水，他真想縱身一躍，從此萬事皆休，但想到家鄉的鄉親和弟妹們殷殷期盼的目光，他流下了酸楚的淚水。

　　正在生死間彷徨之際，突然有人拉住了他的胳膊，原來是商務印書館里的小職員黃警頑。徐悲鴻離開商務印書館時的絕望之態使這位熱心人放心不下，于是一路尾隨而來，果然見他要尋短見，趕忙及時制止了他。黃警頑將他帶回自己狹小的宿舍，兩人同睡一張床，同蓋一床薄棉被，徐悲鴻暫時有了棲身之所。　

命運轉機

　　終于有一天，黃警頑幫他聯系到一份工作，是為中華圖書館出版的一套《譚腿圖說》畫體育掛圖。幾天工夫，一百多幅圖就畫好了，徐悲鴻得到了一生中賣畫的第一筆收入－－30元稿酬。　

　　生活有了轉機，徐悲鴻也變得開朗起來。他的求知欲非常強烈，謀生之余，大量閱讀書籍。在黃警頑的幫助下，他攜帶作品拜訪了當時上海著名的油畫家周湘，得到周先生的賞識，并欣賞了周先生收藏的所有書畫以及他歷年的作品，令徐悲鴻一飽眼福，大開眼界。

　　秋末冬初的一天，徐悲鴻將他作的一幅水彩寫生雪景圖托一位踐行的宜興同鄉唐先生帶回屺亭橋鎮，贈給一位曾慷慨資助過他的史先生。唐先生此時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館里，湖州絲商黃震之來找他談生意，在旅館中看到了這幅雪景圖，極口稱贊，詢問是哪位名家的大作。靜立一旁的徐悲鴻謙遜地說：“此畫并非什么名家大作，實乃小人的拙作。”黃先生聞言立刻對眼前這位瘦小的年輕人肅然起敬，他關切地詢問起徐悲鴻來滬的目的、今后的打算，當他得知徐悲鴻目前的困難時，豪爽地邀請他住到暇余總會。

　　暇余總會是黃震之主持的一家俱樂部，是富商們抽煙聚賭的地方。這里上午很清靜，徐悲鴻可以安心地看書作畫，下午到深夜，賭客與煙鬼蜂擁而至，非常嘈雜，徐悲鴻只好躲出去，逛逛書店。后來，他報名參加寰球中國學生會的夜校補習班補習法文，為日后留法作準備。下課后，總會里也安靜了，他就在鴉片鋪上過夜。

　　不久，黃震之在市場和賭場上雙雙失利，幾乎破產，徐悲鴻無法在暇余總會呆下去了。春節后，他報考了震旦大學，攻讀法文。這所學校是由法國天主教會主辦的，收費很便宜，黃警頑和黃震之分別為他擔負了學費和伙食費。入學時，徐悲鴻在姓名一欄中寫上了“黃扶”兩字，以紀念兩位資助他的黃姓朋友。

　　上海有座聞名的哈同花園，是猶太富商哈同和他的中國妻子羅迦陵的宅第。他們在園中創辦了一所倉圣明智大學，需要懸掛倉頡的畫像，于是登報征聘畫家。徐悲鴻依據史書上對倉頡“四目靈光”的記載，發揮想象力，描繪了一個滿面須毛、四目炯炯、肩披樹葉的巨人形象，這幅三尺多高的倉頡半身像神通倉圣明智大學的教授們通過了，徐悲鴻也因此住進了哈同花園。他開始繪制倉頡像，原計劃完成一組共8幅作品的創作，直到他離園時候，他共完成了四五幅，遺憾的是這些畫后來隨著倉圣明智大學的風流云散也不知所終了。

　　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倉圣明智大學的許多教授，其中對他人生影響很大的有兩位。一位是康有為，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維新變法人士極為欣賞徐悲鴻的才華，并收徐悲鴻為入室弟子。另一位就是教國文的蔣梅笙教授，由于和他是同鄉，他常去蔣先生家，結識了他的女兒蔣棠珍，即蔣碧微，兩人相互愛慕，終結連理。　

旅歐八年

　　1917年12月，徐悲鴻來到北京等待公派留法的機會。在此期間，徐悲鴻經人介紹結識了蔡元培。這位極力提倡美感教育的北京大學校長，于1918年2月22日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聘請了一批著名的畫家擔任導師，如陳師曾、賀履之、湯定之等人，徐悲鴻也被聘為畫法研究會的導師。5月14日下午，徐悲鴻在北大畫法研究會講演《中國畫改良之方法》，提出了改良中國畫的要旨在于：“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　
　　1918年12月中旬，徐悲鴻終于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公派留法資格。1919年3月20日，他和蔣碧微一起登上了海輪，離開了祖國。當海輪在倫敦港停靠時，他們上岸參觀了大英博物館、英國國家畫院以及皇家畫會展覽會。大英博物館中的藏品豐富，其中，古希臘巴底隆神廟的浮雕使徐悲鴻心醉神迷，流連忘返。一星期后，他們終于抵達了向往已久的巴黎。這年秋天，他入朱利安畫院學習素描。經過兩個月的訓練，他的素描突飛猛進。不久，他便去報考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拜著名的歷史畫家弗拉孟為師。徐悲鴻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弗拉孟對這位勤奮刻苦的中國學生也分外青瞇。　1920年初冬的一天，法國著名雕刻家唐潑忒夫婦舉行茶會，徐悲鴻應邀前往，在茶會上，結識了當時法國最為著名的寫實主義大師達仰。達仰對徐悲鴻很有好感，囑咐他每星期天早晨到他畫室去，徐悲鴻喜出望外。自此，他每周都求教于達仰，直至1927年回國。

　　1921年春，巴黎舉辦規模盛大的全國美術展覽。開幕那天，徐悲鴻一大早就趕到會場，流連了一整天，粒米未進，滴水未飲。當他在夜幕降臨之時走出會場，發現外面已飄起了鵝毛大雪，一陣凜冽的寒風向他襲來，他猛地打了一個寒戰。由于衣著單薄，加上一天未進食，在風雪之夜，他又冷又餓，幾乎難以移步，硬撐著回到家中。他以為用熱水洗澡可以去寒，誰知剛洗了一半，腹部一陣強烈的痛楚差點兒讓他摔倒在地，從此，他患上了嚴重的胃病，此病終身未愈。在他的一幅素描上有這樣一行字：“人覽吾畫，焉知吾之為此，乃痛不可支也。”

　　1921年夏，由于國內政局動蕩，留學生津貼中斷，徐悲鴻在法國的生活日益艱難。聽說戰后德國通貨膨脹，馬克貶值，同樣的法郎在德國可以維持較長的時間的生活，于是，徐悲鴻夫婦遷居柏林。在柏林，徐悲鴻經常問學于柏林美術學院院長康普先生。在德期間，他每天作畫達10小時以上，經常去博物館臨摹倫勃朗的畫，此外，柏林動物園中兇猛的獅子亦是徐悲鴻最好的寫生對象。

　　1923年初春，徐悲鴻重返巴黎。5月，他的油畫《老婦》入選法國國家春季沙龍。次年5月，在法國萊茵河宮舉行了中國美術展覽，這是一次中國留歐美術學生的成績大展覽，徐悲鴻、林風眠等人均參加了此次展覽。

　　1926年2月3日，徐悲鴻旅歐歸來。2月18　日，田漢在上海舉辦梅花會，展出了徐悲鴻的油畫人物40余幅，與會者有150多名文藝界人士，有蔡元培、林風眠、郁達夫、郭沫若、葉圣陶、鄭振鐸等人。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徐悲鴻回到巴黎。之后，又暢游瑞士和意大利的米蘭、佛羅倫薩、羅馬等地，飽覽了古今藝術名作。1927年8月，徐悲鴻結束了長達8年的留學生涯，回到了上海。畫壇伯樂

　　徐悲鴻善于發現人才、造就人才，堪稱美術界的伯樂。　

　　回國后不久，許多青年慕名而來，登門求教。一天，在黃警頑的介紹下，徐悲鴻接待了一位剛20出頭的年輕人。徐悲鴻看了年輕人的畫，夸贊道：“現在許多畫畫的人脫離現實，像你這樣從現實生活出發的人，在中國很少見。”這位年輕人名叫蔣兆和，自幼家貧，16歲只身流落上海，愛好美術卻無人指導。一樣的貧寒出身，一樣的艱苦奮斗，一樣的對美術的熱愛，徐悲鴻從這個年輕人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此后，蔣兆和經常登門求教，徐悲鴻對他關懷備至。蔣兆和日后果然成為一位著名的畫家，并和徐悲鴻保持了終身的友誼。蔣兆和后來曾深情地寫道：“知我者悲鴻，愛我者悲鴻。”

　　1928年1月，徐悲鴻與田漢、歐陽予倩在上海組織“南國社”，并成立南國藝術學院，任繪畫科主任。在南國藝術學院，他最得意的學生是19歲的吳作人。那是他剛回國不久，田漢邀他來上海藝術大學講演，講演結束后，他到各教室去看各班學生的作業。當他走進一年級教室時，一張雖顯幼稚，但造型準確、靈氣逼人的素描習作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激動地大叫道：“這是誰畫的？”“是我畫的。”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人靦腆地應聲道。徐悲鴻蹺著拇指夸他畫得不錯，大有前途，并給他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讓他每周日到家里去，單獨輔導他。后來，在徐悲鴻的幫助下，吳作人于1930年春赴法留學，日后成為著名的油畫家、美術教育家。

　　1928年的夏天，福建省教育廳廳長黃孟圭先生來函，邀請徐悲鴻去福州為該廳創作油畫《蔡公時被難圖》。福州人蔡公時是“五卅慘遭案”中被日本軍閥殺害的烈士。徐悲鴻懷著崇敬的心情塑造了蔡公時凜然就義時的光輝形象，完成后的油畫陳列在福建省教育廳。當該廳詢問他要多少稿酬時，他要求福建省能給他一個留學生的名額，而不要分文稿酬。于是，他的學生王臨乙得到了赴法學習雕塑的機會，呂斯百則去法國學習油畫。學成歸國后，王臨乙成為著名的雕塑家，長期擔任國立藝專教授、中央美院教授和雕塑系教授兼主任，為祖國的美術教育事業貢獻了一生。　

　　1931年7月，徐悲鴻率中央大學學生赴廬山寫生歸來，途經南昌市。此時，畫家傅抱石正失業在家，處境非常困窘。當他得知徐悲鴻來到南昌時，忙帶上自己的作品到旅館去拜訪。當他到達旅館時，發現里面座無虛席。輪到接待他的時候，他打開了腋下夾著的一個小布包裹，拿出一卷畫來。徐悲鴻頓覺眼前一亮，一股靈氣撲面而來，畫面上峰巒密布，畫幅不大卻氣勢恢宏。徐悲鴻興奮不已，忙與傅抱石敘談起來。由于白天要接待的客人太多，他吩咐傅抱石晚上再來詳談。當晚，傅抱石又挑選了十幾幅山水作品前往旅館，不巧徐悲鴻被幾個老朋友拉走了，臨走留下話，讓傅抱石將畫留下，有空再敘。傅抱石放下畫，悵然而歸。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雨來，傅抱石望著雨絲飄飛的窗外，心煩意亂。他出身貧寒，做過傘匠，當過小學代課老師，自小迷戀繪畫，但已是29歲的他從未拜過師，繪畫全憑自己摸索，特別渴望能有一位良師指點迷津。此次徐悲鴻途經南昌，真是機會難得，可是登門求教的人那么多，先生哪有那么多的時候和精力指導自己呢？想到此外，傅抱石心中更加煩亂起來。突然，他聽到了敲門聲，下這么大的雨，會有誰來呢？當他找打開門時，出現在眼前的竟是徐悲鴻。徐悲鴻對他說：“傅先生的山水畫造詣不淺，前途遠大，我建議先生出國留學，開闊眼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日后必將成為一名大畫家。”

　　后來，得徐悲鴻的大力幫助，傅抱石得以留學日本，并最終成為中國著名的山水畫大師。1945年9月17日，徐悲鴻50壽辰，傅抱石精心繪制了一幅《仰高山圖》，以表達對恩師的崇敬之情。

歐洲巡展

　　1933年1月下旬，徐悲鴻赴法舉辦中國畫展。5月10日，“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在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開幕，展出作品300多幅，前來參觀的約有3萬人次。大批評家加米勒莫克來在《費加羅報》和《民族之友》等報發表3篇評論，贊揚中國繪畫藝術。歐洲各大報紙也爭相報導此次畫展并發表評論文章。原計劃一個月的展期，由于觀眾太多，又延長了半個月。在歷時45天的展覽會結束后，法國政府收藏了中國近代佳作12幅，其中有徐悲鴻的《古柏》、齊白石的《棕樹》、張大千的《荷花》等。此外，自這次畫展后，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特辟了一間中國畫陳列室，接著比利時、德國、英國、意大利、蘇聯等國都邀請到該國展覽。結束了在法國的展覽后，徐悲鴻應邀前往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舉辦個人畫展。他的作品受到比利時人民的高度贊揚，比利時皇后也參觀了畫展。　
　　在意大利的米蘭，中國近代繪畫展隆重開幕。意大利全國的報刊一致贊揚中國繪畫藝術的偉大的成就，有評論說，徐悲鴻主辦的這次畫展是繼馬可?波羅之后掀起的中意文化交流的又一高潮。

　　各國的邀請函紛至沓來。徐悲鴻應柏林美術會之邀攜作品前往德國，分別在柏林和法蘭克福舉辦了他的個人畫展。展覽期間，德國有幾十家報刊、雜志介紹和評論他的作品，均給予高度評價。離開德國之后，他前往蘇聯。當輪船經過古希臘的都城雅典時，徐悲鴻上岸游覽了巴底隆神廟的遺跡。記得第一次赴歐時，倫敦大英博物館里陳列的巴底隆神廟殘破的浮雕曾使他神魂顛倒，此次，他親身來到了神往已久的古希臘，歷史的風沙使神廟只剩下一些斷壁殘垣，但他仿佛置身于2000多年前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們中間。這次經歷，徐悲鴻終身難忘，被他譽為“生平第一快事”。

　　1934年5月6日，中國近代繪畫展在蘇聯國立歷史博物館開幕，6月19日移至列寧格勒市展出。展覽期間，徐悲鴻應邀到蘇聯美術協會、美術院校等處進行了多次講演，向蘇聯介紹中國藝術。在蘇聯，他購買了大量的藝術家如列賓、蘇里科夫等人的作品、復制品，對他們的藝術推崇備至。他將列賓與法國的德拉克洛瓦相提并論，他的這一評價使蘇聯美術界為之震驚。

　　長達一年零七個月的國外巡回展覽結束后，1934年8月17日，徐悲鴻回到祖國。這次“中國近代繪畫展”破除了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藝術的偏見，在世界藝壇上為祖國文化樹立了威信。中央大學為徐悲鴻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會后，徐悲鴻將從國外購買的名畫復制品、畫冊等分贈給學生們，使他們大開眼界，加深了對現實主義藝術的了解。

抗戰愛國

　　1935年初，田漢不幸被捕。為營救田漢，徐悲鴻四處奔走，后來與宗白華一起終于將重病中的田漢保釋出獄。出獄后，田漢全家皆住徐悲鴻家。此時，徐悲鴻與蔣碧微的關系也不斷惡化。
　
　　南京的國民黨政府腐敗不堪，徐悲鴻對此深惡痛絕。當蔣介石提出請徐悲鴻畫一幅肖像時，徐悲鴻斷然拒絕。1935年春節，徐悲鴻寫了一副春聯貼在大門上，上聯是“中立不倚”，下聯是“隱居放言”。他家的對門就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宣傳委員會主席葉楚傖的官邸，出入很容易看到。

　　1936年5月，徐悲鴻被聘為廣西省政府顧問，他離開南京前往廣西，受到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人的禮遇。在《廣西日報》上，徐悲鴻撰文公開斥責蔣介石無禮、無義、無廉、無恥。這一年，他作了國畫《晨曲》、《逆風》、《雪》等有感時事的作品。　1937年中華大地燃起了全面抗日的烽火。8月13日，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威逼國民黨首府南京，中央大學不得不向大后方轉移，遷往國民黨的戰時首都重慶。中央大學再次聘請徐悲鴻擔任教授，于是，徐悲鴻也跟隨中央大學來到了嘉陵江畔。在入蜀途中，他創作了中國畫《巴人汲水》及《巴之貧婦》，對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抱以深切的同情。

　　日本侵略者在肆意侵占我們的國土，人民苦不堪言。作為一名有良知的愛國國家，徐悲鴻愁緒滿懷。既然不能在前線殺敵報國，他便在后方用手中的畫筆盡綿薄之力。1941年，他在南洋、云南、貴州等地多次舉辦籌賑畫展，將賣畫所得全部捐獻給國家。

　　正如徐志摩對他的評價：“你愛，你就熱熱地愛；你恨，你也熱熱地恨。崇拜時你納頭，憤慨時你破口。”徐悲鴻就是這樣一個愛憎極其分明的人。他嫉惡如仇，曾措辭尖銳地抨擊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同時，對他所喜歡的，則常用“天下第一”作為譽詞。1942年10月15日，他在重慶參觀中國木刻研究會舉辦的“全國木刻展覽會”，立刻在《新民報》上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短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在中華民國31年10月15日下午3時，發現中國藝術界中一卓絕之天才，乃中國共產黨中之大藝術家古元。”

　　1945年2月22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的全文及312人的簽名，其中就有徐悲鴻的名字。這是一次由郭沫若發起的文化界爭取民主的簽名運動，他們呼吁取消特務組織，廢除國民黨一黨獨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郭沫若拿著宣言書找到徐悲鴻，他毫不猶豫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一聲勢浩大的簽名運動，在社會上反響強烈，使國民黨政府狼狽不堪。為此，國民黨政府宣傳部長、中統特務頭目張道藩被蔣介石狠狠地訓斥了一通。國民黨派人去威脅徐悲鴻，讓他發表聲明，登報懺悔。徐悲鴻面無懼色，嚴詞拒絕。國民黨當局又以停辦徐悲鴻積極籌劃中的中國美術學院作為要挾，徐悲鴻當場將來人罵了出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戰勝利，全國人民沉浸在喜悅之中。在1944年因高血壓與腎炎而住院半年的徐悲鴻，此時病體還未痊愈，但勝利的消息使他精神煥發。這年年底，他終于結束了與蔣碧微痛苦的婚姻，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1946年1月，他與廖靜文女士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行了簡單而熱鬧的婚禮。

斗爭不懈

　　1946年春夏之交，徐悲鴻接掌北平藝專。他在當時寫給吳作人的一封信中明確寫道：“余決意將該校辦成一所左的學校。”8月，他在上海與周恩來、郭沫若會晤，得到了周恩來鼓勵與支持。8月底，他由滬抵京，來到北平藝專與團結在他周圍的一批進步美術工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教學體系。
　
　　他將一批學業優良但在敵偽時期因思想進步而被開除的學生恢復學籍，再將原教員中，凡落水失節者一律停聘。有一位“教授”曾留學法國但學業無成，投靠國民黨而成了特務組織的成員，被停聘后，他恃有靠山，上告到南京，但徐悲鴻始終沒讓這個黨棍再混入學校。

　　北平的親國民黨派籌劃成立了一個“北平美術協會”。為了針鋒相對，北平藝專的進步人士成立了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推舉徐悲鴻為會長。在繁忙的教育工作之外，徐悲鴻積極地支持北平美術作家協會的工作。

　　在接管北平藝專以后，徐悲鴻一直受到國民黨特別派遣的一批黨棍、特務的監視，他所在的北平藝專也時時受到國民黨的攻擊。面對這些，徐悲鴻總是據理力爭，揭露他們的陰謀，保護被迫害的師生。他寫了“藝術至上”四個大學掛在校門口，用以維護進步學生的反蔣愛國運動，以學術自由的名義與國民黨作不屈不撓的斗爭。

　　1947年5月20日，北平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國立藝專的部分師生參加了這次大游行。一天晚上，聽說國民黨憲兵要到藝專校園搜捕參加游行的師生，徐悲鴻立刻給當時國民黨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打電話，他說：“國立藝專沒有共產黨，叫他們（指憲兵）不要來這里下手。”并且要求李宗仁保證藝專師生的安全。李宗仁一一應允，藝專的師生得到了一次政治庇護，躲過了國民黨的大搜捕。

　　地下黨在藝專學生中利用合法的組織，經常開展歌舞、演劇、營火會等活動，以壯大革命力量。組織的社團有“綜藝劇團”、“黃河劇團”、“阿Q漫畫壁報”、“大家唱合唱團”等，徐悲鴻熱心支持學生的這些課外活動。

　　在教學上的一系列改革并不順利。1947年10月初，北平藝專國畫組的三位教授罷教，提出“改善國畫設施”等四項要求。10月3日，“北平美術協會”支援罷教教授，并散發“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為此，徐悲鴻于10月中旬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闡明他的美術教育主張，并發表書面談話《新國畫建立之步驟》，批駁“北平美術協會”對他的攻擊。

　　1948　年下半年，國民黨統治行將崩潰，白色恐怖籠罩北平，憲兵隊隨時隨地抓人，并公開搜捕學生。1948年7月9日，“反迫害反剿民”大示威以后，國民黨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北平藝專有十幾個學生被通緝，前后有4人被捕。為了營救獄中的進步青年，徐悲鴻費盡周折，親自出面保釋。

　　遼沈戰役之后，平津已處于人民解放軍的包圍之中。藝專的國民黨分子發動了一場“南遷運動”。國民黨要遷走的不僅是學校的學生、設備，更重要的是要將藝專的一大批美術界、音樂界的中堅力量搬到南京去，徐悲鴻就是他們要弄走的主要對象。國民黨當局給徐悲鴻送去兩張機票，迫他南下。中國共產黨則派田漢秘密來到北平，見到了徐悲鴻，向他轉達了毛主席和周總理對他的問候，并且囑咐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北平。徐悲鴻與國民黨黨團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反“南遷”斗爭。他親自召集校務會議，當場決定將國民黨發給藝專“南遷費”換成小米，補貼全校教職工和學生。

　　這時，人民解放軍已包圍了北平，傅作義在和平解放與負隅頑抗之間舉棋不定，于是在中南海邀宴了北平的一些學者名流，向他們征詢意見，徐悲鴻也在被請之列。會上，誰也不敢冒險發言，冷場半小時后，徐悲鴻第一個站了起來，他以洪亮而有力的聲音說道：“時至今日，傅將軍還能對蔣介石抱有什么幻想呢？況且，北平是一座文化名城，為了保全北平的古老文化，也為了使生靈免遭涂炭，我希望傅將軍顧全大局，順從民意，和平解放北平。”他的冒除直諫鼓舞了在座的人士，大家紛紛發言希望傅將軍和平解放北平。后來，傅作義將軍果然采納了這些學者名流們的意見，和平解放了北平。　

　　1949年1月31日，國民黨軍隊從德勝門撤離了北平城，北平藝專的師生們急不可待地走上街頭，敲鑼打鼓，并在全城張貼了第一批迎接解放軍的木刻傳單，李樺的“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就是其中的一張。

　　徐悲鴻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比擬的，他筆下的奔馬似乎從這樣的歡騰。題畫詩也一掃郁悶之氣，“山河百戰歸民主，鏟除崎嶇大道平”，“百載沉疴終自起，首之瞻處是光明”，欣喜之情躍然紙上。

激情滿懷

　新中國成立后的北平一片新氣象，徐悲鴻在嶄新的時代里激情滿懷。1949年下半年，他給周總理寫信要求派藝專的師生參加當年冬季在北平郊區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周總理同意了他的請求。師生們第一次深入接觸了農村的階級斗爭，對他們后來的藝術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師生中產生了第一批反映農民土改斗爭的作品，如董希文的《開犁》、李樺的《斗爭地主》、曾善慶的《燒紅契》等。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悲鴻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在新的時代里，徐悲鴻提出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美術，要吸收古今中外各流派的精華，中國的油畫創作要吸收“古典主義的技巧，浪漫主義的構圖，印象主義的色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想內容”。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央美院油畫系，在他的倡議下，開設了領袖像課，他新自指導。這個時期，他的創作熱情也極其高漲，創作了油畫《毛主席在人民中》等。

　　1950年9、10月間召開全國英模大會，徐悲鴻申請為英雄、模范們畫像。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許多英模來到中央美院作報告，與師生座談。徐悲鴻的身體很弱，但他帶病畫了許多肖像，如素描《子弟兵的母親》、《戰斗英雄》、《郭俊卿像》和油畫《騎兵英雄邰喜德像》（未完成）等。不久，他又構思創作油畫《魯迅與瞿秋白》，為此，他訪問了魯迅與瞿秋白的日常生活習慣，以便更細致地刻畫與塑造人物。

　　新中國的每一點發展都令徐悲鴻激動不已。1951年5月，導沭整沂的水利工作吸引了他，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改造自然的一大創舉。徐悲鴻抱病來到山東導沭整沂工程工地體驗生活、寫生作畫，為期兩個月，畫了大批工地速寫和素描肖像。回京后，他暫時將創作一半的《魯迅與瞿秋白》放下，全身心投入到導沭整沂水利工程的巨幅油畫創作中。就在7月的一天，徐悲鴻突發腦溢血，被送進了醫院，4個月后，才勉強能在床上坐起來。11月，他出院回家，因仍未痊愈，只得每天臥床休息。1952年，他一直病臥在家，人雖躺在床上，心卻早已飛到了學校。他在病床上還計劃編制一套《愛國主義教育掛圖》，并草擬了一篇序言。

　　1953年春，徐悲鴻漸漸能下床行動了，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中央學院，扶病指導教學。9月23日，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京召開，他任執行主席，開了一整天的會，當晚腦溢血復發，急送醫院搶救，因醫治無效，于9月26日凌晨逝世。周恩來、郭沫若等前往吊唁。9月28日，全國文代會舉行公祭，遺體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次年10月10日，徐悲鴻紀念館開幕，這位將一生都奉獻給祖國美術事業的藝術家、教育家就像一顆不滅的明星，將永遠閃耀在歷史的星空。